多年来，我们苛刻地评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对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洋务派人士缺乏一种“理解的同情”。我们一味地指责他们的失败，这种轻率的指责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思想的资源。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此时艰难拓展的福州海军船厂，则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业。其间，作为洋务派地方要员之一的沈葆桢，恰恰担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职，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了组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业之中。洋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处于中央枢纽的恭亲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关于这5个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像沈葆桢这样在变革的实践中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出生于香港的美籍学者庞百腾教授所著的《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以详尽的史料和精到的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

沈葆桢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场顺利，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将其招为女婿。而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还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更重要的是，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服完母丧之后，沈葆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职位。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将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国防企业之一福州马尾船厂。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来。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和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显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确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学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分析清廷落后的财政制度与巨大的现代军备开支的矛盾时指出：“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要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更何况这种办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沈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84年，他苦苦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沈葆桢在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一种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