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蠹鱼读书随笔》系国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新浪博客“书丛老蠹鱼”博文自选精品集。本书所选录文章涉及中国古籍收藏与流变、人物故事忆旧、古籍史实考证等，部分文章所论之前少有学人注意和研究者，可补中国书籍印刷史和中国图书史、文献学史之阙，涉及善本之事皆是沈津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中的亲身所历，更是沈津先生多年版本目录考证研究的心得所在，足堪相关学者及版本学爱好者参考。

為《老蠹魚讀書隨筆》出版寫几句話

上周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責編魯君發來郵件，告訴我，《老蠹魚讀書隨筆》已正式出版。聽到消息，好像也沒有怎么激動、興奮，想到的卻是：我要謝謝魯責編。魯責編為了我的這本小書，做了許多努力，將我的繁体簡字予以統一，言詞不妥之處又指導我修飾，他為我糾正了不少一般人看不出來的舛誤。正是他的不懈作為，才使雜亂的稿子，有了點模樣。之後的瑣碎雜事，甚至到將書分寄津之友朋，全是他一手之力。如今書成，第一個要謝的就是魯君。

還要謝的是為這本小書作序的程煥文兄。記得去年十月末，「哈佛燕京」專門為紀念第一任館長、著名的歐美東亞圖書館的先驅、重要的華美圖書館學家裘開明先生舉行紀念會。煥文兄和廣西師大社的何林夏社長專程赴會，並帶來了十餘冊剛出爐並散發著油墨中一種淡香的《裘開明年譜》（程煥文著）作為紀念。在最后的一天晚宴後，我對煥文兄說：明年想出二本小冊子，都是博客上的陳年貨，今擬結集。當年寫博，您嘉勉之餘，再加鞭策，現其中一本請 兄為之作序，續加鼓勵如何？煥文兄是個爽快人，二話沒說，就將寫序之事作了擔當。他的大序完成後，我並未放入我的博客為己添采，只是覺得時候未適。現小書剛出版，我當借煥文兄大序一用，也算是對小書的吹捧宣傳吧。

《隨筆》的內容，多採自前二年寫的博客，大約有一半的內容，其中有三篇分別發表在《藏書家》、《收藏家》和《藏書報》，大多數文章因為懶怕麻煩，不想投出去，所以都沒發表。書應該早二個月出的，只是好事多磨而已。由此想到了顧師廷龍先生的「名」言：火車只要開，總歸要到站的。所以也不急。津當時還編有一本，是博客中的另一半，給了另一家出版社了，想來年內應有分曉吧。今年寫的，想奮力補上几篇，再編一本小冊子，也不想等到成「規模」什么的，因為「規模」是無囊沒底的。

2009/10/31

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

——《老蠹鱼读书随笔》序

5月中旬，沈津先生将自己在“书丛老蠹鱼”博客上发表的部分博文整理结集成书稿——《老蠹鱼读书随笔》，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嘱咐我撰写一篇序言。这既令我受宠若惊，又令我愧不敢当，因为无论是才学见识，还是道德文章，我都始终难以望其项背。在惊喜惶恐与进退两难中，我还是欣然地应承了沈津先生的嘱托，因为作为“书丛老蠹鱼”的博友和《老蠹鱼读书随笔》的读者，我的确有不少感言想借此机会予以抒发。

沈津先生是我敬慕的学长。1960年沈津先生就职于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开始追随顾廷龙先生学习目录学和版本学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1966年沈津先生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时，我不过是大别山深山老林里的一个蒙童。1986年沈津先生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我正好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任教。1988年沈津先生晋升研究馆员（等同正教授职称）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时，我则刚刚晋升讲师。就年龄而言，沈津先生是我的前辈；就校友而言，沈津先生是我的学长。因为彼此生活的年代不同，活动层面与圈子各异，且所处城市相距千里，因此在沈津先生任职于上海图书馆的30年间（1960-1990），我并不认识沈津先生。尽管如此，因为从事图书和图书馆史教学和研究的缘故，我时常涉猎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领域的著述，关注这些领域的人物和事情，自然而然通过耳闻目睹对远在上海图书馆追随顾廷龙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的沈津先生颇有几分了解。后来，不断听说沈津先生以卓越的学识穿梭于美国、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研究和指导中文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景仰不已，羡慕不已。

沈津先生亦是我敬重的益友。1992年4月沈津先生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我亦有幸获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后来，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的缘故，我才有幸结识沈津先生，并成为沈津学长的忘年之友。1998年，继裘开明先生和吴文津先生之后，郑炯文先生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三任馆长。1999年郑炯文先生借庆祝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五十周年金禧院庆之机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召开“21世纪中文图书馆学术会议”，我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沈津先生。屈指算来，我真正与沈津先生相识大约只有十年之久。2001年应郑炯文馆长的邀请，我到哈佛大学收集有关裘开明先生的史料，有幸在沈津先生“门下”研习三个月之久。所谓有幸在沈津先生“门下”研习三个月之久，并非我自诩为沈津先生的门生或者攀附自显，而是指我当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Office”就是在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的“门下”——沈津先生办公室内靠近门口的一张非常普通的办公桌。因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舍非常紧张，许多国内的访问学者都使用过这张普通的办公桌，并因此有幸成为沈津先生“门下”的“座上客”和“室友”，从而演绎了不少的学人趣事与佳话。在哈佛的三个月中，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与沈津先生见面，时常要向沈津先生请教有关裘开明先生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各种问题，沈津先生的及时指教点拨和闲时学林书话令我受益匪浅。不仅如此，在哈佛期间，沈津先生和他的夫人一直十分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主动借给我们炊事必需的锅碗瓢盆和砧板菜刀，周末带我们去波士顿市内的超市购买新鲜蔬菜和水果，还不时地在家中宴请我一家三口，其真挚的友情令我全家感激不尽，终身难忘。后来，我数次去哈佛，必定会拜见沈津先生，平常也会接到沈津先生的越洋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和书信，彼此交往一直没有间断。

虽然我一直在从事图书馆人物研究，拜读过沈津先生的许多著述，且与沈津先生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但是，我对这位令人敬仰的学长和益友始终充满了无尽的好奇。

沈津先生1945年出生于天津，16岁就职于上海图书馆，开始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颇受顾廷龙先生青睐，并深得顾廷龙先生真传。我一直好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沈津先生参加工作后，中国就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四清”运动，古籍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在这样的时势下，沈津先生为什么乐意继续留在只有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和吴织4个人的善本组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十年浩劫，全国的图书馆几乎全部瘫痪，专家学者几乎全部成为批斗的对象，在这样的恶劣的时势下，沈津先生为什么还坚定地追随顾廷龙先生左右在书库内摩挲古籍，校勘异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同样好奇的是，为什么馆长顾廷龙先生当年独具慧眼，专门挑选当时并不起眼的年青人沈津先生做学生，并将沈津先生培养成为新一代中文古籍目录与版本学的带头人？是命中注定，还是因缘巧合，或者时势造就？我一直心存好奇，但是从未当面向沈津先生求证。

沈津先生在历史文献藏量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工作了30年，穷年检阅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文献。1975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开始启动，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全面展开，1983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稿，在这8年间，沈津先生跟随主编顾廷龙先生编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检阅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高等院校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乃至寺庙等单位的古籍善本不计其数。20世纪90年代以后，沈津先生遍历港澳台、美國等地的中文古籍重点收藏单位，检阅古籍善本亦不胜枚举。我一直十分好奇的是，如今能够像沈津先生一样遍阅海内外中文古籍善本的是否还会有第二人？更好奇的是，沈津先生想看而没有看过的中文古籍善本究竟还有多少？

据我所见，沈津先生撰写和编辑出版的著作有11种：（1）《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3）《翁方纲年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24，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4）《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潘美月，沈津编著，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年），（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全37册），（7）《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顾廷龙书题留影》（顾诵芬，沈津，高桥智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6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今年下半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沈津著《老蠹鱼书话》，这部《老蠹鱼读书随笔》亦将问世。

自1996年以来，沈津先生平均每年都有一种著作出版，粗略估算，除了编辑的古籍以外，仅沈津先生撰著的文字当在500万字以上。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羡慕和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成就。毫无疑问，沈津先生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这首先得益于哈佛大学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得益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对于人才的特别呵护，使沈津先生避免了一切非学术事务的烦扰，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中文古籍整理和编目。倘若沈津先生一直在国内的话，以他现在的学术地位，即使没有被一官半职搞得疲于奔命，也会被各种无穷无尽的应酬和秀场折腾得找不着北。当然，沈津先生取得的这些成就更有赖于他的勤奋和拼搏。沈津先生在哈佛基本上过着“家——馆”两点一线的生活，从他家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大约有10分钟的路程，沈津先生每天往返“两点”之间均健步如飞以节省时间，虽然我年轻许多且经常运动，但是我在哈佛时每次与沈津先生同路返回住处总是跟不上他的步伐。白天，沈津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内编撰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晚上，则在家中撰写个人著述，时常熬至深夜。2005年春夏之交，沈津先生突患重症，郑炯文先生给我打来越洋电话，特别嘱咐严守秘密，以免国内学人打扰沈津先生。5月初我到哈佛访问，郑炯文先生再三嘱咐不可打扰沈津先生，以免影响沈津先生疗养，我只好打消了看望沈津先生的念头。在我即将离开哈佛回国时，沈津先生不知从何处得知我来到了哈佛，竟然在夫人的陪同下在傍晚带病到我下榻的旅馆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不已。在那次会面中，我强装着若无其事地谈笑，沈津先生也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只谈自己正在进行的著述计划。目睹沈津先生苍白消瘦的面容，我实在不忍心让沈津先生耽搁太久，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便提议在旅馆客厅与沈津先生伉俪合影留念，随后即与沈津先生依依惜别。这个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一直瞒着郑炯文先生。我在这里重提此事，一则从中可见郑炯文先生对沈津先生的细心呵护，二则从中可见沈津先生对朋友的真情厚谊和对学术的孜孜追求。后来，沈津先生的病情得到控制，他又重新回到了他不舍的书丛之中，伏案摩挲，日夜著述。不仅如此，在武汉大学校友、哈佛同事高青的鼓动下，沈津先生还于2007年8月30日在新浪网上开通了“书丛老蠹鱼”个人博客。那时，我的“竹帛斋博客”在国内图书馆界人气正旺，于是我立即在“专业博客推荐”栏目的显要位置链接了“书丛老蠹鱼”的博客，并做了“史上最强劲的古籍学术博客”的推荐说明。从那时起，我便成了“书丛老蠹鱼”的“粉丝”和博友。如今，我因为疲惫不堪而歇博了，然而沈津先生仍然在继续坚持写博。迄今为止，沈津先生已发表近170篇有关中文古籍及其版本目录的博文，平均不到5天发表一篇博文，而且大部分博文均配有书影或图片，博客访问量已超过65000次，平均每篇博文被浏览300多次。这在非常专业的学术博客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数据。毫无疑问，沈津先生的每一种著述和每一篇博文都是其心血与汗水的凝聚和智慧与学识的结晶。

从沈津先生走过的学术之路来看，50岁之前，沈津先生一直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地积累知识和见识；50岁之后，沈津先生才开始陆续出版个人著作，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颇似地下深处的高温岩浆不断积累最后从地壳中喷出而形成的火山一样。我一直好奇的是，再过20年当沈津先生步入“大师级年龄”（90岁以上）时，这座“火山”还会喷发出多少“岩浆”，沈津先生还会杀青付梓多少著作？因为50年的学术积累，早已使沈津先生无所迷惑，所闻皆通，随心所欲而不逾法度，而我个人总感觉到沈津先生的学术积累是一个无底洞。

从纸面跳跃到网上，年过周甲的沈津先生完成了学术传播方式的升级。我自己开过专业博客，现在还挂着新浪网“图林博客圈”圈主的名号，圈内有近千个入圈的博友，因此我对“网络江湖”和“图林博客”相当熟悉。在“图林博客”中，年过周甲的博主屈指可数，而年过周甲还能专门撰写专业学术博文的博主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如今年过周甲的长者十有八九都患有“IT恐惧症”，都会本能地远离网络，能够上网和写电子邮件就很不错了，至于个人去开博客则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沈津先生不仅开了博，而且把一个古籍学术博客开得人气颇旺。这种与时俱进将传统的囿于学界的古籍学术人际传播升级到了现代的完全开放的古籍学术大众传播，使“藏在深闺无人知”的传统古籍学术在网络世界焕发了光彩，既有利于学术同好实时交流切磋，分享学术心得，更有助于向年轻的网民普及古籍版本与编目知识，激发其兴趣，进而推进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的发展。

博客，作为个人网络日志，是个人思想的自由表达场所，我将其定义为“思想的裸奔者”。写博首先需要勇气，在博客这片自由天地中，一旦亮出自己的观点、思想和看法，就会有真名的、匿名的和“潜水”（不留名）的各色人等来“踩”（访问浏览）或者路过，于是总免不了各种各样的“顶”（支持）、“赞”（表扬）和“拍砖”（批评、谩骂），因此，写博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特别是抗打击的能力。写专业博文还需要学识和智慧，没有学识和智慧，博文就会没有“料”；而博文没“料”，博客就会没有人气，就会失去学术交流与思想分享的意义。写专业博文更需要丰富的学识和智慧积累，没有丰富的学识和智慧积累，写博就会把个人的思想与积累掏空，写着写着就会无话可说。沈津先生一直在坚持比较频繁地写博，大凡古籍善本、版式行款、字体笔迹、书画趣闻、书林掌故、人物佚事等，均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察人之所未察，发人之所未发，深入浅出，出神入化。从中可见沈津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不尽的智慧和坦荡的心境。

从博客返回到纸面，年过周甲的沈津先生实现了学术成果的立体化。沈津先生在完成了从纸平面学术思想传播向网络学术思想传播的升级后，又适时地将网上的博文整理结集为书稿予以出版，把可变的网上学术成果转化为凝固的纸质学术成果，实现了学术成果的立体化。这不仅可以满足网上的博友和“粉丝”们收藏精品博文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满足网下的同行和学人们学习参考的需要。从读网到读书，从浅阅读到深阅读，在纸本与网络之间往返悦读，这既是网络时代大众阅读的潮流，也是学术成果立体传播的潮流。

沈津先生埋头书丛50年，从“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到“衰年仿佛烛光余，犹向残编作蠹鱼”，对书林、书人、书事、书趣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从这部《老蠹鱼读书随笔》中可以窥见一斑。 《老蠹鱼读书随笔》共收录“书丛老蠹鱼”的博文37篇，或记录藏书流变、或讲述人物故事、或考证古籍史实、或叙说书贾佚事，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有感就发，有理就说，率性而为，毫不拘泥，启人心智，引人深思。

例如：书中有关“非卖品”和“准许翻印”旧籍，特别是线装书印数、活字本印数和印谱印数的考证，大多鲜有学人注意和研究，可补中国书籍印刷史和中国书史之阙如，而有关“论斤称书”的述说则可延伸沈津先生多年前有关古籍售价的考证研究。事实上，有关古代书籍印数、售价、“非卖品”和“准许翻印”的可考证据十分罕见，要在茫茫书海之中捞出只鳞片爪，非遍检古籍且悉心留意绝无可能。此种大海捞针、集腋成裘的治学功夫，在当今古籍版本学界恐怕难以有人能够出“书丛老蠹鱼”之右。

再如：沈津先生在述说清代民间流行的通书中，揭示了“最有意思的”古书“版权”史料——广州苏氏丹桂堂（攀桂堂）所刻通书首页的行书朱印苏丹桂堂启事：“本堂历传六代，行世多年，不佞留心研究，颇得西洋之法，正为造福有准，是以远近驰名，叨蒙四方诸公垂鉴。近来各镇城市有射利之徒，假冒本堂招牌发售甚多，有暗本堂名色，是以预为剖明，凡海宇诸君光顾者，务祈留心，细察真假，庶不致误耳。如假包换。省城九曜坊苏丹桂堂谨白。如有假冒招牌者，男灾女祸”。苏氏丹桂堂在所刻通书的首页以“行书朱印”苏丹桂堂启事，犹如现代报纸采取的“头版头条套红标题”做法，颇有几分郑重声明和特别强调的意味。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在无“法”（著作权法）可依的清代，面对“近来各镇城市有射利之徒，假冒本堂招牌发售甚多”的“假冒伪劣”盗版之风，苏氏丹桂堂一方面承诺“如假包换”，以维护“本堂名色”和诚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如有假冒招牌者，男灾女祸”的咒语去阻吓假冒盗版者，以维护知识产权。这则150多年前的清代“版权”故事既令人忍俊不禁，又颇发人深省。

又如：从被誉为“书林绝响”的乾嘉年间书贾钱听默、陶五柳，到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的书贾谭笃生，上海书林的“老法师”柳蓉村，直至当今的贩书人范笑我，沈津先生或书海寻踪，拾遗补缺，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总能还原一个个书贾的本色。关于新发现的《协和医学堂征信录》，可使今人进一步了解清末西医入华，以及“协和”设立的情况。关于《金瓶梅》的绘图，则可使人了解《金瓶梅秘戏图》的作者胡也佛“妙手精绘，曲尽其态”，“独出机抒，自成一家风骨”的艺术特色和坎坷人生。

阅读《老蠹鱼读书随笔》，犹如在生命大爆发的寒武纪地层中采集动物化石标本，不经意的一锤，也许就会在岩石中发现新的物种化石标本，从而填补和构成完整的寒武纪早期生物演化系列。

夏日炎炎，诸事烦扰，惶惶然谨述感言数端。是为序。

程焕文

2009年7月23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