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制改革，引入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步入专业化进程。1919年北大史学门改称史学系，其后十余年间，稍具规模的大学皆设史学系，承担历史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在现代史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系的建置是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制度保障，故中国现代史学，若离开史学系课程、教员、教材等方面的考察，必无从认识其全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对于现代大学史学系史料关注不够，导致相关研究未能充分展开。晚近十余年，随着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提高，《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等大部头资料集出版，以及图书期刊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日新月异，史学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成为一个新方向，如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史学系皆有专著或学位论文探讨。现代大学史学系的文献资料，或散藏于档案馆、图书馆，或散见于报章杂志，向之研究此学者未有具体的及系统的整理，尚无专门汇编问世，为便于研究者利用，特编此集。

本集题名《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大学”涵盖国立、省立、私立以及相关学院，含抗战期间日伪政权所建高校。“史学系”则为“历史学系”、“史地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历史政治学系”、“文史学系”等泛称。所录文献大致分三类：

第一，课程学程。关于课程、学程概念，《新术语辞典》解释云：“课程：全部学程及其教学时间之支配的总称；学程：课程中的一部，教学内容的一种，亦称科目。”时人议及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意义云：“课程为各科目之系统的组织，大纲为某科目之重要的教材。无课程则所定教育之目的莫由达，无大纲则教学之进行无标准。”欲明了史学系概况，明确其课程、学程及大纲如何，自然为首要之义。就现存史料而言，课程学程集中保存于彼时各校所编《一览》。

现代大学制度兴起之后，各校多组织专门编辑委员会，编制刊行《一览》。其目的主要满足于校外社会宣传以及校内师生教学之需，非用以牟利，除无偿赠送外，亦低价出售。如1933年清华大学发行《一览》，对外售价七角，校内师生则减半发售。至于其发行数量与流通范围，并不尽同。1930年湖南大学刊印《一览》两千本，校教职员及学生、省会各机关、全省各学校、各县政府、各县教育局及全国各大学、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政府，均赠送一本。在内容上，《一览》栏目设置大体一致，诸如校史校历、校务院务、组织规程、重要章程、学生通则、各院概况、课程标准、学程纲要、各种委员会以及教职员、学生名录及各项统计表等。由于各校章程学程多有改进添订，教员课程时有变化，故《一览》多为年度出版，按年汇印成册。此类文献绝大部分为中文出版，间有外文版，南开大学即曾编有英文本。

现代大学凡设史学系者，该校《一览》多存史学系课程学程，是为本集文献的主要来源。至于报刊所载可资补充者，择要收录。此类资料名为“课程指导书”或“学程大纲”等，以纲要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知识范围，涵括科目、学分、时数、必修或选修、内容、教员等信息。一般为史学系负责人会同各教授编制，颇能反映课程实际教学状况。近年出版的民国大学史学讲义，大多能与著者任教史学系的课程学程相印证。由于讲义多为校内发行，散佚严重，现存有限，如比照其学程大纲，则可知该课讲授内容之大概，对相关问题作出相对准确评判。因经费、师资等因素制约，各校史学系的发展并不均衡，北大、清华、辅仁、燕京、武汉、中山、中央等校史学系，持续长久，发展稳定，最具代表性。1920年代朱希祖主政北大史学系，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将历史课程分为基本科学、辅助科学、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国语六大系统，“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故本集对上述各校史学系文献收录较多，以见主流趋向。其余各校，则因篇幅之限，择录一二。

第二，系况。各大学史学系概况，时人屡有论述见诸报章，著者多为主持系务者、任课教员或毕业生，内容涉及该系建制沿革、师资学生、课程等方面，对于了解其历史与现状皆有裨益。本集所录除专文外，主要摘自科系简况、文学院简介，原无单独标题，为标识其所在校系，编者多据原题和内容拟定新题，并于文末注明原题。

第三，课程标准。大学史学系课程标准的规划与讨论，属于制度建设方面。1920年代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初期，课程一般由学校依照既有师资安排，并无一定标准。1924年《国立大学条例》要求各科系及大学院设立教授会规划学程。史学系自主设置课程，在促进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因缺乏标准而产生漫无准绳、多变等弊端，颇为识者所忧。郑师许即言：“现时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的分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自由发展，各有专长；从坏的一方面说，是漫无目的，不合实际。”

有鉴于此，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编订大学各学院各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藉为各大学将来实施之根据。考虑到事关重大，非集全国各科专家，协同拟定，难期完善，教育部“先行函请各学院各学系专家一人，起草该系志课程及设备标准，尽于一月内将草案汇集整理，第二步再请各学系之专家多人，集会讨论，俾臻完善。”历史系课程标准由蒋廷黻、朱希祖、张其昀、雷海宗、徐则陵负责拟定、审查与修订，朱希祖兼任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起草人。由于时局动荡，尤其受抗战的影响，直至1938年教育部方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拟定《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试行一年后，正式颁行《大学科目表》，规定必修科目全国一律，选修科目可参照实际需要，酌量损益。1944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检讨修订各系科目，并致函各校及全国专家征求意见。次年教育部致电各校催报研讨意见，文云：“现抗战胜利，复员伊始，大学科目表亟待修订颁行。该校/院对于现行大学科目表之意见，仍未呈送到部，特再电催，仰于文到后，迅即呈报，勿再延迟为要。”按照部定原则，修正大学科目表以“注重基本训练”、“集中科目”、“减少必修学分”三项原则为准绳。在各方意见反馈后，教育部作初步修正，并以各院系课程为单位，召开审查会议，逐一缜密讨论，妥慎决定，1948年完成修正工作。

《大学科目表》及修正意见对于史学系科目、规定学分、设置年限及学期要求，皆有具体规定。颁定之后，各校遵照部颁标准，组织修订课程。部定标准对于规范史学系课程结构起到积极作用，在历史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中意义深远。本集收录部定科目表中史学系课程标准，以及朱希祖、杨家骆、蔡尚思、谢澄平、李思纯等改革意见，以反映史学界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建设之诉求。吕思勉、沈有鼎、吴景超、缪凤林、郑师许、雷海宗等对于史学系课程的商榷文章，亦择要收录。

以上三类文献，种类庞杂，格式不一。若按原本汇辑，读者难以区别浏览。为此，编者在尊重原本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方面作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一）排序原则。依类区分，按篇名拼音，参照时间先后排列；（二）格式编排。原本竖排繁体者，调整为横排简体；双行夹注者，改为单行夹注；课程学程酌加序号表格；（三）文字校勘。原文明显错讹处，径行订正；原文污损模糊而无法辨识者，以方框“□”表示；（四）酌拟篇名。原本篇名信息不全、含混不清者，依原名及子目拟定篇名，注明年份，于文末标原篇名；（五）内容删减。对于与主题关涉不大的内容，斟酌删减。如各大学或学院的外国语、体育、党义等公共课程，以及史地学系、历史社会系等合组科系之地理学、社会学课程。

现代大学史学系文献，得其一二不难，求全则不易，故对同行多所借力。同事李孝迁教授，于此涉猎较早，见识亦广，于本集编成居功甚伟。北大尚小明教授，于此关注最多，著述颇丰，编者对尚著颇多参考。于此说明，并致谢忱。在整理期间，编者曾赴各地翻检图书期刊及相关数据库，然囿于目力及学识，本集所揭实为冰山一角。此次不揣谫陋，选辑编校，旨在为读者展示现代大学史学系面貌之大概，期冀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进一步开拓相关资源，深化专题讨论，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