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