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陈冠中，一个可以同时用中国近60年来主流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非主流思考的作家。

梁文道曾经这样说过：“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身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