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年德國史家韋伯即高懸中國法系與歐美法系大異其趣之提法，並且不值中國法系，認為它大違法條主義的精髓。從此，揚西法貶中法幾成定論。然而，博雅明識的君子皆知法律再精緻，都無法濟複雜人文世界之無窮變化。法官辦案，徒有法條主義的精神亦無法徹底捕捉人文世界各個部門的特殊發展。法條主義之外的情和理所代表的文化慣習其實可彌補法條主義之欠缺。中國在六至八世紀的法律文化，原是法條主義和援情／理入法方式（本書稱之為「禮律雙修」）的雙軌並行制。也就是，今天的西方法系和明．清中國法系都雙雙存在於六至八世紀的中國。這是何等奇特的法律文化。

無論從中國人權史還是從中國法律演進史的角度看，當代中國／台灣正處於從締造司法獨立紀錄的時代邁向司法獨立的時代。本書認為近兩千年華文世界長期停留在締造司法獨立的時代，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清國和日治台灣同時引進西方法系，也知所將司法部門移出政治部門以期司法獨立目標可以落實。但一九五○年以後的兩岸在建構司法獨立傳統的努力上仍然成效不彰。要之，回眸兩千年歷史發展，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可謂定論，在漫漫人權長夜中，只能期待有一些個別司法官在締造司法獨立的紀錄。這樣的司法獨立紀錄在六至八世紀發生的頻率最為驚人。

本書一方面指出這兩百年高紀錄的過程，另一方面指出這種高紀錄背後的結構因素，計有冥判信仰、司法專業、法律教育、官僚體系中提供知律之士的職位設計、成文法典的頒布和施行、邊緣政治人物的安於法律職官，以及行政機關參與多審覆議的機制等。

在法律文化課題上，本書允為近年來具有宏觀視野、饒富創意、有著重要發現的著作。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主要專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1999）、《入侵台灣》（台北：麥田，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2003），以及《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台北：前衛，2002）等書及各式論文、文章百餘篇。

作者於二十世紀九○年代將歐美新史學（即新文化史）引進台灣，除了為文評介此一學風，更有系統地主持譯介工作，使台灣增添數十本西方名著譯作，在使台灣躋身華文世界史學文化工業的領先地位上，功不可沒。此外，作者不僅開學術新風氣，還身體力行，取史學先進國之治學進路，研究中國與台灣的歷史，這使得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深感別開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