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已是1037年初）生于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年六十六。他生活在宋朝比较“承平”的一段时代里。在他生前五十八年，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在他死后二十六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王朝垮台。其间真宗朝，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徽宗朝，有方腊为首的浙江农民起义、宋江为首的山东农民

起义；前者距他生前二十五年，后者距他死后二十年，两头他都没有碰上。 北宋时期，昔称“隆宋”，盖与“盛唐”相对而言。实则不“隆”于政治，而是“隆”于文学。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隆”于工业。读者们也许到大的或者小的博物馆参观过，曾经目触到那些馆里陈列的“宋瓷”：豆青色刻着宝相花图案的汝窑小碟，白地黑花笔势恢奇的磁州窑大酒坛，像青玉一样的哥窑花觚，像象牙一样的建窑酒盅，像牛乳冻成的定窑碗，像一湖澄碧水使你不敢用指头去搅动的广窑盘，……如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倘是没有中国瓷器——尤其是宋瓷，它将不成其为博物馆。它同“宋版”书一样受到后人的珍视。而在当时，却已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瓷业、印刷业在北宋时代的成就是如此的辉煌！其他如矿冶、丝织、造纸、制船……也都各有其发展。这是由于农业发展带动的。原来在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同时，也吸收了后周、南唐、吴越等的经验，鼓励垦荒，扩大耕地，发明并推广使用新农具“踏犁”以代替耕牛，改良了茶树的栽培及不断的出现新品种……。这样，不仅刺激了工业，也带来了交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繁华。与时代同呼吸的文学，就有巨大的变化：以欧阳脩为中心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可能不是应运而生的。苏轼，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人物。 但尽管“承平”，尽管史称“隆宋”，这一时期的阶级矛盾却是暗暗在滋长着，民族矛盾更是明明的揭开了：辽、西夏

都先后“南下而牧马”，他们侵略的刀尖总是指向汴梁。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的铁蹄一直冲到黄河北岸。澶州（今河南濮阳）一战，挡是挡住了，而和议下来，要每年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仁宗（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和西夏订的和约，又是每年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给西夏。不消说，这些负担，也是压在人民身上。因而也就加深了阶级矛盾。王安石的变法，其目的无非是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充实国

力，对付外患。然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多，不能合作；新法虽然行了将近十年，但没有新的干部，更没有群众基础，旧党的势力虽一时被抑，毕竟是抑而复起；进步的新法，终于因王安石罢相后而变质，到了神宗（赵顼）一死， 哲宗（赵煦）嗣位，就把它随着“大行皇帝”一并埋葬了。苏轼，是反对派的追随者。 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有了很大的成就；一场政治革新运

动却不可挽回的失败了；北宋历史留下它一首壮歌和一出悲剧，来说明它的发展不平衡。再把历史人物端详一下，可否这样地认识：这么一群人，譬如欧阳脩、王安石、苏轼……，他们在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是一致的，组成了联军，汇成了巨流，取得了胜利；但当他们中间有人———譬如王安石，要一古脑儿把其他的上层建筑掀瓦开窗以至于换梁栋时，其他的人就不干和反对干了。再可否这样地认识：在不干和反对干的中间有人———譬如苏轼，他曾经向新法挥过拳，但却受到百倍的还击，那还击很少来自王安石，而大都是来自假变法以窃取高官厚禄的人们，使他迭遭贬逐，使他长期飘泊，并欲置他于死地，因而倒使他有机会接近了人民，体会了人民生活，也替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当窃取了高官厚禄的人们代替了王安石，他这时对王安石反而觉得“从

公已悔十年迟”了。他虽名列“元祐党籍”，但也受到旧党人的抑忌，他在新、旧党争中原来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这“一肚皮不合时宜”，就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就有一部分是人民肚皮里的话，就有一些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语言。于是，把文学革新只局限于正统诗文上的带到当时人民所喜爱的“词”上来，虽然未必是自觉的，但却获得了成就，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文学史上的苏轼变词，和在政治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各不同地给予当时和后世以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