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三十八年秋，吾师胡 之先生来台北，住在傅孟真先生家，我去看他时，一见面便向我说：这次北京大学还清理出你的两本歌谣，当时我颇为茫然。原来十三四年间我在家乡搜集了不少歌谣，由《歌谣周刊》编者常惠兄替我整理出六百首，抄成两本，由歌谣研究会印成专集的。但迄未印出，稿子便存在了会里，历经变乱，我早就忘了这回事了。没想到北大红楼曾被日军一度占作宪兵司令部，而我的这两部歌谣集子还未变成劫灰。

我所搜集的歌谣总约两千首，有儿歌，有关于社会生活的歌，整理出来的六百首都是情歌；而男女的对歌却没有整理，都在抗战中随着我的藏书散失了。当年辛勤的搜集，并劳动了许多人，所存在的仅剩有曾经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一百来首。

四十八年十二月，忽然接到適之师在中央研究院 的来信说：今天翻检月涵先生送我的《歌谣周刊》合订本第四册，其中有你的《淮南民歌》第一集，共有一百十三首，还有你《致〈淮南民歌〉的读者》短文一首。你那天说，你已没有存稿了。何不用这本《歌谣》 作底本，叫人重抄出来，校勘一遍，重印成一个单行本？

过了两天，他派人送来，并在信上说：“《歌谣周刊》送上备用，不必急于送还。”于是我多抄了一本，心想印成单行本，未必有此机会。遂搁置书架中，而今已有十三个年头。

意外的，一天接到娄子匡先生电话，说要将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的淮南民歌影印出来，一时欣喜，自不用说。子匡先生的热心，值得感谢；不幸的，適之师不及见到这一单行本，他逝世至今快十年了。

北京大学之征集歌谣，固然由于適之师和几位前辈学者的倡导，而实际工作最力的有常维钧（惠）兄，我之从事歌谣的搜集，便是得他的鼓励。他是学法国文学的，中国文学也有很好的修养，于歌谣研究，尤有浓厚的兴趣，適之师称他是“歌谣研究的老祖宗”（见《歌谣》二卷八期记事），虽是戏言，便知他对于歌谣研究会的贡献是怎样的了。他比董彦堂（作宾）兄要大几岁，如还健在，该是八十岁的人了。一时想到，因附及之。

民國六十年五月五日，台静农时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