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全2册，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 》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收入《大河内文书》《宫岛文书》《芝山一笑》等重要日本文献资料中的内容。

囊括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是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日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规》

1877年1月15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i日本国钦差大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1877年12月，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抵达日本。

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这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这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视界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参加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还有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如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等人、游历日本之文人王韬、李筱圃等；

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本书所收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