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反小说现当代系列

书中父女关系实际代表人类关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

序

让.保尔·萨特

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不同寻常的特点之一,便是到处涌现出充满活力、非常消极、可以称之为反小说的作品。我会把纳波科夫、伊夫林·沃的作品,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伪币制造者》列入这一类。这并不涉及按罗歇·凯卢瓦所著《小说的盛世》的方式撰写的反浪漫体裁的随笔,比较起来,我会把那类作品与卢梭的《关于戏剧致达朗贝的一封信》相类比。这类反小说保留着小说的表象和外形;这是些虚构作品,给我们描绘一些假想人物并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这却是为了让人更失望。因为问题在于这是以小说本身来质疑小说,这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好像正构筑小说的时候摧毁小说,这是在写一部不该这么写、也不能这么写的小说,这是在创作一部虚构作品,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雷迪斯的那些长篇巨作来说,就像米罗的那幅《谋杀绘画》之于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绘画一样。这些怪异的、很难归类的作品并不表明浪漫体裁的衰落,而只是显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思的年代,一个小说正对自身进行思考的年代。娜塔莉·萨罗特的书就是这样的作品:一部可以当做侦探小说来读的反小说。况且,这就是对“侦探”小说的滑稽模仿,她在小说中插入了一个狂热的业余侦探,此人迷上了一对平庸的男女——年老的父亲和已不很年轻的女儿,他窥视他们,跟踪他们,有时远远地透过一种思维的传导猜测他们,但从来弄不太清他寻找什么,而他们又是什么。何况,他什么或几乎什么都不会找到。他会放弃他的调查,因为其自身的演变,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个侦探,在就要发现罪犯的时候,突然摇身一变自己成了罪犯。

这是小说家的不真诚,这种让娜塔莉·萨罗特也感到厌恶的不真诚是必要的。小说家是与他的人物“在一起”,还是躲在他们“后面”,抑或藏在小说之外呢?而当他在他们身后,他是想让我们相信他留在了小说里还是小说外?通过虚构这个灵魂的侦探,这个被挡在“外面”,撞到这些“硕大无比的屎壳螂”的甲壳上,默默无闻地紧逼着那“里面”却从来也碰不到它的侦探,娜塔莉·萨罗特力求保住她这个讲故事人的真诚。她既不想从里面也不想从外面抓住她的人物,因为我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完完全全既在里面又在外面。外在世界是中立地带,我们想呈现给他人、而他人又鼓励我们呈现给自己的,是我们的内在世界。那个世界是陈词滥调统治的世界。因为这个漂亮的词有好几种意思:它无疑是指那些最老调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已成为共同的聚合点。人人都在这里聚合,在这里重新找到他人。陈词滥调是属于所有人的,也属于我;它存于我身又属于任何人,它是所有人在我身上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是普遍性;为了把它据为己有,必须有所行动,通过这个行动,脱去我的特殊性,贴近普遍,成为大多数;并非类似于所有人,而是确切地说,体现所有人。通过这个完美的社会契入,我在一般概念的模糊之中,认同于所有其他人。娜塔莉·萨罗特好像区分出普遍性的三个向心层次:性格、道德的陈词滥调和艺术,确切一点,是小说的艺术。如果我来做那个性格粗暴的好心人,就像《一个陌生人的画像》中的老父亲,我就局限于第一层次;当一个父亲拒绝给他女儿钱的时候,如果我表明态度:“看到这种事怎么能叫人不难受……真想不到他就她这么一个亲人……啊!反正他死也带不走,别怕。”我就投向了第二层次;如果我说一个姑娘是一个塔纳格拉塑像,说一个风景是一幅柯罗的画,说一个家族故事是巴尔扎克式的,我就到了第三层次。与此同时,那些平等地进入这些领域的其他人,赞成我,理解我;在考虑我的态度、我的观点、我之比较的同时,他们传递给它一种神圣的特性。我已躲进这个中立的、公共的地带,这让他人放心,也让我自己放心,这个地带既不完全是客体——因为我最终是下决心呆在里面的,也不完全是主体,因为人人都能在此聚合并损害到我,不过可以同时称之为客体的主观性和主体的客观性。既然我宣称我不过如此,既然我抗议说我没有隐秘,我便可以对此发议论、激动、生气、表现出“一种个性”,甚至作一个“怪人”,也就是说,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将陈词滥调汇集起来,因为事实上就是有一些“普遍的反常现象”。总之,人们允许我自己决定在客体的范围内保持主观性。我越是在这狭小的边界内保持主观性,人们越是感谢我,因为我由此证明主体没有任何价值,不必害怕它。

娜塔莉·萨罗特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反应》中,已经在展示女人们是怎样在陈词滥调中沟通一致的:“她们说:‘他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无缘无故就吵。我应该说在这一切中我同情的还是他。多少?至少有两百万。不算别的,只是约瑟芬婶婶的遗产……不……您想怎么样?他不会娶她的。他需要的是一个会持家的女人,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才不呢,我告诉您,错不了。他需要一个会持家的女人……会持家……会持家……’人家从来都是这么对她们说的。感情、爱情、生活,这是属于她们的,是她们的领域。她们一直听人家这样说,她们知道。”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言说”,就是所谓“人家说的”,说到底,就是不真实。有不少作者大概附带地触及过、划过不真实的那堵墙,但我从没见过有人故意以这个主题写一本书,因为不真实是不浪漫的。相反,小说家竭力让我们相信世界是由一些不可替代的个体组成的,他们全都美妙、激情、独特,甚至包括坏人。娜塔莉·萨罗特让我们看见了不真实的那堵墙;她让我们随处都能看见它。而在那堵墙后面有什么呢?恰恰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或几乎如此。只有一些茫然的努力,想逃避那暗中猜测出的什么事情。真实性,与他人、与自己、与死亡的真正关系,到处都被提及,但却隐而不见。人们在逼迫它,因为人们要逃避它。如果我们看一看人的内在世界,就像作者邀请我们去做的那样,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那纠结在一起的、软弱无力、如触手般向四面伸展的逃窜。有逃到物品中去的,它们平静地反应着普遍和永久;有逃到日常工作中的;有逃到平庸琐事中的。书中给我们描绘“老头”为了核实女儿是否偷了他的肥皂,赤着脚穿着衬衫扑向厨房,这才勉强躲过对死亡的焦虑,我几乎没读过哪个片断比那一段更使人印象深刻。娜塔莉·萨罗特看到了我们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搬掉陈词滥调这块石头,你就会发现一些溶流、涎沫、黏液、游移不定的变形虫样的运动。她写黏糊糊、活物一般的酏剂那离心的缓慢爬行,所用的词汇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思绪仿佛一种黏糊糊的涎沫渗透到他身上,贴着他,暗暗地覆盖到他身上(见《反应》)。”瞧这个纯洁的小妇人“在灯下静静的,就像一株脆弱、柔软的海底植物,身上覆满了游动不定的触手(同上)。”这些摸索的、令人羞愧、不敢张扬的逃避,就是与他人关系之本身。因此这神圣的交谈——陈词滥调照例的交流,掩盖了一种“交谈之下的交谈”,那些触手便在这一层面彼此紧贴着,轻轻触及,互相吸附。首先是有一种不自在,因为如果我怀疑你不是毫无保留地、不折不扣地跟你所说的陈词滥调一样,我那些软绵绵的怪物便苏醒过来,我害怕:“她蹲坐在扶手椅的一角,伸长的脖子扭来扭去,眼睛鼓起来:‘是啊,是啊,是啊。’她说,对一句话的每一个部分她都摇晃脑袋表示同意。她柔软、扁平、光滑,只有两只眼睛凸出来,让人害怕。她有一种使人焦虑、令人不安的东西,而她的温柔咄咄逼人。他感到无论如何他必须纠正她,让她平静,但这只有某个具有超人力量的人才能办到……他害怕,他就要乱了方寸,他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要考虑一下,思考一下。他说起话来,说个不停,谁都说,什么都说,他开始坐立不安(就像蛇在音乐下?鸟在蟒蛇前?他浑然不觉),要快,要快,别停下来,一分钟也别耽搁,快,快,趁时间还来得及,要劝诱她,抑制她(同上)。”娜塔莉·萨罗特的书充满了这种恐惧:有人在说话,有件什么事就要爆发,它蓦地照亮了海蓝色的心灵深处,而人人都将感觉到心灵中那游走不定的淤泥。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如此:威胁驱散了,危险避免了,人们又重新开始交流那些陈词滥调。然而,有时这些陈词滥调也会崩溃,可怕的原生质一般的赤裸出现在眼前:“他们觉得自己的外形在解体,被四面拉扯,外壳和盔甲四分五裂,他们赤身裸体,没有护身,互相纠缠着一路下滑,好像坠到了井底……而此刻他们坠落的地方,仿佛一片海底景象,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晃动,它们摇曳着,亦幻亦真,仿佛噩梦里的物品,它们浮肿胀大,有着奇特的比例……一大块软塌塌的东西压在她身上,使她不堪重负……她笨手笨脚地试图挣脱一点,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种奇怪的过于平淡的声音……”此外,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从来就没发生什么。交谈者一致以普遍性掩盖这暂时的动摇。因此不必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书里寻找她不愿提供的东西;对于她来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止无休、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有时,那甲壳空了,一位“迪蒙泰先生”便突然闯入,他已熟练地摆脱掉特殊性,而只是普遍性生动而富有诱惑力的组合。于是大家都舒了口气,重又燃起了希望:这么说这是可能的!这还是可能的。死一般的寂静随着他一起进了房间。

这几点评述只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这本优秀而难懂的书,而并不试图详尽地研究其内容。娜塔莉·萨罗特最出色的便是她那种不联贯的、摸索的、如此诚实、如此充满遗憾的文笔,它极其小心地接近目标,又由于一种羞怯或在复杂事物面前的畏缩而突然离开,最终又通过形象的神奇功效,几乎毫不介入地猛地把那浑身流涎的怪物丢给我们。这就是心理分析?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欣赏者,娜塔莉·萨罗特也许想让我们这样相信。就我来说,我想她在让人去猜测一种难以捕捉的真实、展示这种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无休止的往返、致力于描绘荒芜而令人放心的不真实的世界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可以不用心理分析,就在人的生存本体中,达到他的真实。

译 后 记

猛然拿起这本书的人,会有些摸不着头脑,甚至读不下去。因此让.保罗·萨特作的序,可以作为一个导读。

萨特的序是对小说的一种解释。当然你完全可以作有别于萨特的另外的解释,也完全可以不受萨特的哲学引导。这部小说就像一块从包装盒里拿出来,赤裸裸地放在盘上的蛋糕——开放的,毫不设防的,没有秩序的,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开它,送进嘴里,都可以。

我则要建议读者,对这类小说,名之新小说也好,反小说也好,要去感觉。就像坐进浴缸里去感受水温,站在风里感受速度的磨擦,走进雨里感受水的润泽,因为你需要进入的是作者极其敏感的精神世界。就像一些只有舌头特别敏感的人才能品尝的美味,它没有浓烈的味道,不能麻痹你的舌头,只有在细细的咀嚼和慢慢的吞咽中,才能口中留香。一层层剥进去,直到深入人性的最里层。与作者一起去经历人的每一种感觉。在这里,物质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世界)被淡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感官的世界。人在自己的感觉中活着,他不光是物质世界的奴隶,更是自身感官的奴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观念的四壁之中活着,永远在“感觉”与“真实”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疲于奔命。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感觉,就像摆脱不了呼吸一样。

记得同样被归类到新小说作家之列的阿兰·罗伯*.格里叶对新小说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作者已不再是要求读者接受一个预先完成的完美、充盈、自我封闭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求他参与到创作中去,也去创造作品和那个世界,因而学会创造他自己的生活。”

我们无需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书中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用心理分析来探究书中的“我”这个心灵探秘者的精神状态。萨特在序言中说道:“不必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书里寻找她不愿提供的东西;对于她来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止无休、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

在萨罗特的笔下,人首先被剥离开这个世界,其次又被剥离开他自身的那张皮,她像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置身度外地、无动于衷地让我们看手术台上的那个病患。他已毫无遮掩,既不可以躲在一个故事里,也不可以躲在一种关系里,面具、皮囊全都被揭去,一个浑身渗着黏液、血管奔突、淋巴腺跳动的怪物。她的笔就像一把手术刀,从不停留在静态的描写,从不停留在人和事的表面,而是探进去,极力钻透表面那堵墙,伸到平庸的普遍经验之下,抖落出人们刻意掩饰或无意识的世界,也就是戏剧表演的幕间世界。而这却是以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最平庸的描写来完成的。因此有评论者称新小说是“后现实主义”,也有一定可比性。以《一个陌生人的画像》而言,全篇可以说就是一双窥视的眼睛和窥视者内心的独白。书中父与女的关系实际代表着人类关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这种象征性即使在刻意为之的松散、无秩序的文字下,也能让人觉察出来。新小说在其云山雾罩的文字之下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现实,不断地穿透不真实的那堵墙,寻找的就是真实。

这种书要慢慢地读下去,读之有味的人,会越看越耐看;读之无味的人,翻不过两页;还有第三种可能,便是读之无味,弃之可惜。多数爱好者都属于后一类。

娜塔莉·萨罗特1902年生于俄国,两岁即到巴黎。学法律出身,曾作过律师。直到193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反应》后,她才完全投入文学创作。1948年,萨特为她的第二部作品《一个陌生人的画像》作序,从而向文坛宣告了一种新型小说家的产生,以及“反小说”的诞生。萨罗特于旧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99岁。她一生写作相当有节制。也不像其他法国女作家那样,总有一些花边新闻。新小说是否自她而始,没有定论,但提到这一流派,一般文学辞典或文学史,首先提到的便是她。新小说作为对传统小说的一种反叛,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的确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它是以走到极至来触动既成事物;但也如极端的东西一样,势必只能如流星一般。打破小说写作的一般规律,破坏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这类小说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小说自动放弃大众,新小说不是始作俑者,但却是最极端的。的确,古典浪漫小说创作的登峰造极,及电影、电视的相继产生和发达,小说“说故事”的功能大大被削弱了。新小说的意义在于它的探索和思考,而非它之新奇。新奇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小说的创作者们大概绝无哗众取宠之意。他们只是告诉在惯性的轨道上作习惯运动的人们,还可以有另一个视角,哪怕它让你看出去并不舒服。

这本书很难译,译出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但凡文字的创作,写作也好,翻译也好,人求的都是一种宣泄。但译这本书,你丝毫得不到这种宣泄,因为你走进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宫。

边 芹

2000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