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不息》是让—保尔·古的一本文学评论集。在这里，我们找得到那个时常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的作家理性的另一面。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间人”里收集了作者八篇评论文字，评论的作家横贯内外，纵涉古今，评论的角度也是各有不同。但这些文字分而不散，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引文在其中屡次复现。第二部分“小说的行文”则是作者在抛开具体作家作品后，进行的一场纯粹思辨的游戏。这些文字最清晰也最直接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与文学观。在这里，作为译者，我想咬文嚼字一番，进行一次“释题”的尝试，从而对其中的某些观点给出译者个人的一些阐释，供读者参考批评。先从借用瓦莱里语作题头这一事实本身谈起。

“声声不息”，这是瓦莱里在谈及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小说家于斯曼斯时所涉及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暂把它译为“延绵不息”的声音。让—保尔·古以诗人瓦莱里的话作为一本小说论集的镇文之宝，并断取“声声不息”赫然印于封面作标题，在译者看来，这其中其实并无借光之嫌。细读作品，读者们会发现，瓦莱里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说到此，自然不得不先提一提作者对于小说与诗歌的态度。

让—保尔·古认为，法国文坛似乎有这么一种传统：诗人面对小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优越感。诗人们脑子里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体裁”等级观念，似乎严格的要求、真正的言语经验、存在体的运动及其栖息之处、一切写作的源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诗人的王国，而小说却只能“让人们感到被填饱的愉悦”，是一种“玩意艺术”(福楼拜语)。瓦莱里这位“用诗来攻讦小说的专家”就曾说过，小说是一种次要的题材，因为它是抽象的，没有严格形式的。证据就是：小说中充斥着无用的“细节”，远不及诗歌那样具有精炼的形式。让—保尔·古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诗人在文坛上产生的威胁所致。作为小说家，诗人的傲慢和小说家的卑微使得他从心底里感到愤愤不平。

然而，尽管心情是气愤的，让—保尔·古的头脑却是清晰的，而他反驳诗人(尤其是瓦莱里)的手段则更是巧妙的。瓦莱里在攻讦小说的弱点时曾说，“诗不会因为起过了作用而丧失生命”，因为“诗可以在形式中重生，它促使我们照搬原样对其进行重构”。至于小说，则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它属于散文，而散文只要概括一下即可。这里的关键词其实在“形式”和“重构”二字，这也是小说与诗的重要区别。让—保尔·古巧妙地以这句话为切入口，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文本例证，天才般地提出了“公式句”的概念(上卷第五章)，并指出：首先，小说中的这些“公式句”，不是什么“无用的‘细节’”，而恰恰相反，它们聚集了一篇文章价值的主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也不仅仅是什么愉情悦目的“玩意艺术”，可以读过即扔，而是一种“专制艺术”。反借瓦莱里的话来说，小说也会“促使我们照搬原样对其进行重构”。因为所谓的“公式句”，并不是一条信息，如果它脱离了赋予其价值的整个小说体系，就成了一句无用的陈述。我们只有通读过孕育公式句的整篇文章，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就这样，作者不另立名目，借瓦莱里诗论中的原句，便为小说澄清了莫须有的罪名，将“声声不息”四个大字悬于封面，作为对小说境界的阐发，不知是否会因为其中蕴含些许讽刺的机锋而更显有力？

现在来谈谈“声声不息”这几个字本身。首先，我们在此并无意对瓦莱里的这段话溯本求源，因为这里的“声音”概念，是被让—保尔·古替换后使用的，与原意不一定吻合。因此，我们所要做的，是试图探寻让—保尔·古视野中的“声声不息”。先从“声”(la voix)字说起。

让—保尔·古在论及《马尔多罗之歌》和《阿尔戈古堡》时(上卷第六章)，曾对他所谓的“声音”有过一个定义：“这种声音是一串连续的流动体，是它的口述性所具有的节奏，这种节奏来源于身体而非言语表达。”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样几个字眼：“连续的”、“口述性”和“非言语表达”。这让我们联想到作者的创作经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兴趣的焦点，即“书写内在话语和‘对声音的感知’”。上文曾提到作者写作《飞地回忆录》时的特殊手法，他在录制工人叙事的过程中所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不是“言语表达”(le parlé oral)，而是声音的在场，是“口述性”(loralité)。在作者看来，这种口述性是每篇文章中的“身体”成分，这种声音“与作品的节奏一样，也处于身体和言语活动之间”，是“身体与语言之间的通灵者”(上卷分第六章，下卷第十章)。而由于这是一种内心的话语，是瓦莱里所说的“意念的流动”，因此它是一种稀音之声，是“沉默的话语”，“我们无从听见它”(下卷第十二章)。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所要考虑的，正是如何运用文学的方法彰显这种声音的口述性，因此，他在许多创作中(尤其是早年的几部作品中)，都安排了一个叙述者—作家的在场，并寻找各种话语情境，以便给沉默话语的语言表达活动确立一个近乎真实的框架。当然，这只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小说的行文上做文章。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7年撰写的《艺术的窄桥》一文中曾说：“如果你们将散文从众多小说家强加给它的驮兽的苦役——承受细节的重负，赘满成斗的事实——解脱出来，它便能够升上云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呈螺旋形和圆形上升……”在让—保尔·古看来，这番话在颠覆传统小说观念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他在作品中一再强调，小说不仅不等同于叙事，而且小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恰恰就是“剥离了叙事之后，小说中剩下的东西”(下卷第十章)，即小说的行文特征。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则又属行文的连续性，因为它与作者力图再现的“声音”密切相关。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这种无言之声是口述性的一种节奏，是身体保留在语言中的成分。而让—保尔·古认为，节奏的产生离不开连续的行文，它是文章中“冲动(élan)与缓置(posé)的连续运动”，在连续的行文中，我们能发现“冲动的再推进与起伏顿挫”，即节奏。在译者看来，要理解这段话并不困难。这里的“无言之声”或许就可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声”。写作之难不在于达意，而在于如何使得 “心声”曲尽其妙，而又不露工于技巧的痕迹。“心声”时而一泻千里，时而九曲回肠，其中的“冲动与缓置”之微妙因作者的风格而易。但不变的是，只有当作家对于句式长短张弛的拿捏达至炉火纯青之境，句子与句子间的衔接已成珠圆玉润之态时，“无言之声”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真正让读者感受到其呼之欲出的张力。因此，行文的连续性与“声音”的喷薄而出是陈陈相因的。用让—保尔·古的话来说，“行文与声音相遇，这种从未有人听闻的声音就是行文之声”(下卷第十章)。

那么究竟何为“连续的行文”？福楼拜曾说：“连续性铸就风格，正如持久成就美德。”因此，所谓连续性，首先是一种文学性，是文学实践者，或让—保尔·古意义上的“连接者”所要追求的目标。“连接”(这个词可以看成全书的一个关键词)产生运动，推动文本前进，从而成就连续。而所要连接的对象，“从意象到句子，句子到片断，片断到整本书”，贯穿整部作品。如果说小说的写作以无序的世界为对象，那么小说的作者——连接者——有所作为之处，正在于“将形式与一致性赋予原本无序的、异质的、极大丰富的系统”(下卷第九章)，在于人为地制造一种秩序。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目的。让—保尔·古将一部作品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团块”，而被连接之手揉捏进这只团块的素材，并非是同质的，而是丰富多姿的。因此，他认为，在人为地建立统一秩序的同时，又使得这种一致性或极大丰富性不失明显，这才是连接的境界。

如何才能达到在矛盾中统一的这一境界？让—保尔·古谈到了文章的“厚度”。在他看来，文章中的时间因素是产生厚度的源泉。一篇文章中具有多个时间点，连接者正是在将这些时间串联在一起的过程中，使得文章变得密集，厚实。按照作者的说法，这应当是文学中一个值得忧虑的因素。为了解决文学思考中的这种忧虑，作者便会寻找那些“总是倾向于置身在我们和这样的文学之虑中间”的“中间人”(上卷第六章)。在这本书中，让—保尔·古选择了夏多布里昂和他的《墓畔回忆录》(论朱利安·格拉克和让·蒂博多的文字，讨论的也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夏多布里昂认为，作家(在让—保尔·古看来，尤其是小说家)可以“连接”一切，写作一切，“世界其实可以被一览无余地写进一本书中”。在时间处理方面，他曾用自己的妙笔，在“区区几页间”，“构筑了五个时间层次，它们交织得天衣无缝，以至于我们很难辨认出哪一个是我们阅读的当下”；甚至“当下”对于我们来说都变成了“一种回忆”。这是夏多布里昂的能耐，而在让—保尔·古看来，这更是“小说的能耐”，因为“我们正是将《墓畔回忆录》当做小说来读”(上卷第二章)。无疑，作者又不失时机地为小说献上了一首赞歌。

当然，让—保尔·古是在现代性美学的大背景下，在断裂、瞬间、不连续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共识的语境中提出作为一种诗学标准的“连续”（上卷第六章，下卷第十二章）。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观照让保尔古的诗学，或许不失为一条挖掘个中深意的途径。

他曾这样坦诚地说道：“个人认为，在行文之声的产生过程中，句式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将句式视为产生行文连续性的本质原则。不论之前我们要经过多少迂回，去制造时间的衔接、张力、时间运动以及产生非线性化的意象编织，最终成为连续行文核心的，还是句式。句式由此成为一种工具，它使得生命冲动的作用得以发挥，这种冲动的能量与具有摧毁之势的自由能量两相抗衡。”(下卷第十章)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小说的艺术手法(包括句式)总是服务于小说的主题，总是第二位的，让—保尔·古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句式无需“要像次要角色那样在语言的舞台上消隐自我。句式的作用在于混淆视听，它无需躲到它要为之服务的意义背后。在读者与它所展示的对象之间，句式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厚度和物质。”作者以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和格拉克的《阿尔戈古堡》为例，精彩地阐述了句式所产生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本前进的力量，文本的活力，张力，游走在文本的两个极端、促使作者之手和读者之手一往无前地前进、继续前进，去翻开一页又一页的那种急迫的力量——这种推动力，张力，以及促使小说运动的力量，都从同一个源头汲取能量，这个源头就是句式的原动能量……”(上卷第六章)

问题探讨至此，似乎还没有完结。理想的句式结构是文章的能量之源，那么，什么又是这样的句式之源？让—保尔·古针对此提出了“要求”的概念(上卷第三章)，把问题又拉回到宏观层面上来。译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玄奥的文学命题，更多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学追求。作者似乎有意在作品启幕时，就给读者们呈现出克莱斯特和塔索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的国籍与时代均不相同，却对艺术有着同样惊人的执著，以至于当他们发现无法以有生之涯，成就无尽之艺术的现实时，绝然自毁呕心沥血著成的手稿，在未完成的经验中弃世而去。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的象征，象征着对于无尽的艺术境界的无尽追求。或许，克莱斯特和塔索的文学生命，就因为这充满哲思的壮丽一笔而从此变得完满，又或许，这，就是对何为“不息”的最好解释。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许两句杜诗，足以曲尽让—保尔·古的文意。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译完一本《声声不息》，回头看去，不经意间已跋山涉水走过了好一段征程。其间的山重水复也好，柳暗花明也罢，都成为这次“奇遇”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在我生命的经验柱上刻下一道道清晰的印痕。其实，开头许先生的话，我只引了一半，偷偷留了半句来收尾。他说：“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作家和译者心灵的共鸣。一个好的作家，只有遇到一个好的译者，才能碰撞出一段好的姻缘。”我当然不敢妄称自己一定是个“好的译者”，更没有克莱斯特与塔索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我只甘愿做歌德笔下的“译者—媒人”，通过一本《声声不息》，激起读者们揭开让—保尔·古半遮半掩的面纱之欲望，让我一个人的“奇遇”在更多的人身上继续下去。如果真的能这样，总算可以成就一段良缘佳话，即使被歌德讽刺一番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