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使鲁迅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反动政府的本质。《无花的蔷薇》是为此写的纪念性文章。通过深刻的讽刺，用尖刻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透露出一种对现状无能为力的悲哀。这种悲哀的情绪并不是对敌人的示弱，而是对国家、民族、人性更深层次地感受和思考。作者写带刺的文章，“也还要些和平的心”。而“三 一八”惨案使人艰于呼吸视听，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所以现在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