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译著《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思想家的科学神话曝光》，是继《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后，西方科学卫士反击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又一本力作。 反科学思潮

当代科学保卫战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中，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一词逐渐被后“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取代，表明了科学的内史研究正在逐渐转向外史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词，其基本的内容是指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去研究科学，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TS、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科学观等。然而，其中许多主流研究已经走向极端，表现(1)极端的相对主义；(2)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因此，科学家称这类研究为“后现代科学研究”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其特征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这种敌意并不是表现在滥用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政治外部环境上，而是表现为对科学内容和和方法，对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肆意攻击中，最后导致对科学、理性与人类文明的全面攻击，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强调科学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批判并被提高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建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误导；把科学看作是男权至上主义的统治，控制与权威化自己权力的工具；把科学看为是导致一切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意识形态；把科学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与殖民统治的先锋队。总之，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科学思潮打着“学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面貌来出现，其目的是要制造一种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科学。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信仰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相信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钓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走向了反科学阵营。 科学保卫战

1994年，美国维吉利亚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格罗斯与罗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莱维特发表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拉开了科学家的科学的保卫战序幕，开始反击所谓的学界左派。学界左派从内涵上来看，“是专门设计来指坚持对科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误解，并把这种误解已经扩展到对科学的政治进步批判的学派。 　学界左派仿佛表达出一种对文艺复兴的最有力的遗产的敌意，他们谴责科学为反动的蒙昧主义，斥科学为当前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器，所有这一切正是他们想要推翻的和蔑视的。”从外延上来看，在格罗斯与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中，把学界左派看成主要是由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组成。这些是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学者，现在却企图涉猎科学领域。它们包括：(1)“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2)法国后现代主义者；(3)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4)激进生态主义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排斥立场；(5)新世纪的创世论；(6)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随后，格罗斯、莱维特与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这是1995年美国纽约世界科学家大会的论文集。此次全球科学家大会不是讨论科学问题，而是一场专门组织的批判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声讨大会，为此，这次会议被名命为“飞离科学与理性”。与会的科学家表明他们对当前的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感到愤怒，文化左派对科学的“敌意”的真实危险并不仅在科学自身，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他们认为反科学现象基本上是都是非理性，放弃科学与理性将具有社会性的灾难。 学界懒汉

后现代“科学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对科学的论述常常带有相当含糊性(甚至于误解)，对科学工作的具体结论，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其中充满着对科学知识的误解。这种失误表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如后现代大师德里达、拉康、利奥塔、“科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如拉脱尔、柯林斯等身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科学家的正当愤怒，由此引发了格罗斯、如1996年，美国著名的文化左派杂志《社会文本》的副主编安德鲁·罗斯组织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专刊，以反击《高级迷信》一书给后现代主义者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学家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值得注意的是，索卡尔读了《高级迷信》后，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写下这篇诈文，其目的是检验那些科学的文化批评者的编辑们是否真正地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结果是，编辑们没有经受住检验，使“后现代科学研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揭露与批判

在《沙滩上的房子》一书中，除了科学家揭露后现代主义的“时髦的胡说”(如后现代大师的科学“名言”：数学常量п与光速c变成了变量、集合论中的选择与等价公理具有支持“堕胎运动”的女权主义的政治意义，等等)外，具有不同背景的作者对“后现代科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更为深入的批判。这反映出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升到较为严肃的理论分析层次。 　物理学家弗兰克林分析韦伯的引力波探测工作与弱电相互作用的温伯格—萨拉姆模型，表明科学家放弃或接受某种科学模型，是基于客观实验等认识论证据，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成果是科学家的政治利益，或谈判技巧的修饰学的产物。皮林克分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夏平与谢佛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生活》，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表明霍布斯与波义耳无论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或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像这两位作者所表明的那样极端对立。社会学家雅各布分析了夏平与谢佛，还有拉脱尔对17世纪英国历史进行的认识相对主义的歪曲。 　本书还包含着数篇反击女性主义的论文，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和性别研究小组进行了“被动的卵子和勇猛的精子”的生物学“案例”分析，这种分析现在已经在《新闻周刊》上被作为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着科学内容的范例来发表。而生物学家格罗斯指出，这是一种“神话”，与生物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符。历史学家纽曼分析了女性主义所崇拜的炼金术式的自然观，指出这种自然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比机械论更为残忍。在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克瑞杰指出了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许多荒诞后果。 　最值得注意的是兰达对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中，伴随着对“地域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已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了一个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与反科学思潮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迷信、神话与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所有这些对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将具有灾难性威胁。

作者简介：诺里塔·克瑞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科学哲学与历史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研究方面，她主编了Nature and Causes of Homosexuality:A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Inquiry与Daphne Patai合著了Professing Feminism: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Strange World of Women's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