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类似我这样的年龄，出这样一本论文集，需要一定的理由。从我个人来说，从来没想过要出自己的论文集，尤其是有些文章，是我初入世界古代史领域时的习作，现在看来，不少文章显得幼稚，观点也颇多可以商榷之处，论断上的大言不惭，更是难以避免。而自己的所谓“成就”，也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当国华兄与我谈及此事时，我当时颇为犹豫。不过，国华兄强调，此事是历史系的系列工程，为“桂园史学论丛”之一种。而世界史在华师历史系相对较弱，有意扶植，让我先打个头阵。事关集体，我只好从命。好在世界古代史的各位师长和学长都知道我的斤两，我也就不怕出丑了，把过去近20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部分习作汇集起来，编成现在的集子。因自己在此道上只是个初学者，所以模仿吴于廑先生当年编辑《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历史初学集》的先例，名之为《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吴先生乃国内世界史学界泰斗，称自己主编的著作为《初学集》，实际上是谦虚。而我在古代希腊史领域，是个真正的初学者，《初学集》之名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

收入本文集的习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的是古代希腊史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早期希腊史的。可惜这些东西大多写于我去英国之前，当时条件实在有限，所掌握的资料、理论和方法，当然还有由此做出的结论，都很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关于荷马社会的两篇和《雅典首席将军考辩》，是最近两年写的，虽然稍微好点，但其观点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第二部分是有关希腊史的学术史的，部分是为准备《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时写的，部分是在该书完成后，有了某些新的想法后写的，大多属于研究动态介绍，说不上有什么具体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有些归纳和意见，已经稍显陈旧。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也因为资料条件限制，我无力再进行修改，也不大可能把最近几年的新内容补充进来。最后一部分是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有关世界古代史著作的评论和介绍，其中收入了我写的第一篇书评《简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上古分册)，以及我最近刚完成的《关注希腊人的另一半——评〈古希腊的妇女〉》。对于这些书评，我需要略做说明。我的毛病在于，不管是哪一本书，只要我写书评，总会提出一些问题与作者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作者高明，更不代表我的学问大，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读了相关的书后，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与作者做进一步讨论。既然是讨论，就免不了有错误，所以其中的批评，并没有自认真理的意味。这一点请有关作者谅解。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习作是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或者准备发表的。不同的学术期刊，对注释有不同的要求。即使是同一期刊，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注释体例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在编辑本书时，虽然我尽可能做了一些体例统一工作，但心中仍无把握。另外，译名统一也是一件费神费时的工作。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译名对照表，写作时大多随心所欲，不免前后不一。这次编辑时，做了一些统一译名的工作，但顾此失彼的情况，可能仍然存在，请各位前辈、师长和朋友谅解。

上述习作，如果说还有某些东西让我回味的话，那便是20多年来学界各位前辈和同行的关心、帮助，其中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是在师长和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1984年，我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师从胡锺达先生攻读古代希腊罗马史。可是在此之前，我对世界古代史的了解，说非常有限都太客气，准确地说是一无所知，因为我报考的方向是世界近现代史，从来没想到要与希腊罗马打交道。记得考《世界通史》时，其中一个填空题要求写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西门，我竟然答不出来。承蒙先生不弃，愿意收我为徒，从此踏入世界古代史领域。胡师不仅将我引入了世界古代史的殿堂，给了我最初的学术指导，使我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确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而且从做人、治学各个方面给我全面的指导。1987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后，仍与先生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还，多次就有关的问题向他求教。先生当时已逾古稀之年，但每次都亲笔回信，给我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和为人处世以多方面的点拨和鼓励。胡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即使学生的观点与他不一致，他也只是以平等的学者身份进行讨论。而对于学生取得的进步，他总是积极鼓励。遗憾的是，胡师竟于2000年9月驾鹤西去，看不到本书的出版了。

王敦书先生从1985年开始指导我的学习。王师非常重视学术史，当时我们师兄弟3人虽然在南开大学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但确实收获颇丰。记得王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先问我们看了些什么书。然后就有关问题与我们讨论，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J. B. Bury的《希腊史》与N. G. L. Hammond的《希腊史》各有什么特点？当时我们虽然都已经看过这两本书，但关注的只是史实，对作者的方法与特点几乎没有考虑过，一时不知从何答起，后来勉强回答说，Hammond似乎对古典文献、尤其是早期希腊传统采取了更加信任的态度。王师则指出，Bury书虽有注释，但无古典文献出处，不过书后的书目，不仅有一般性的通史，而且有各个时期的专题性书目，更重要的是，该书的修订者Russell Meiggs对有关书目进行了评价，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而Hammond很少援引现代学者的看法，但在脚注中列出了有关古典文献，对于那些初入希腊史之门的读者来说，更便于他们了解资料的来源。王师对两书的点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自己读书时，往往相当注意某一书的基本特点，正由此而来。而我之能完成《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与王师的影响有直接关系。1997年，我有幸列入王师门墙，有更多的机会与先生接触和求教，现在又进入了王师早年非常感兴趣的荷马社会研究领域。在此过程中，王师不仅从学术上给予指导，而且将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的珍贵资料，全部提供给我（王师对学生历来如此，可惜我有负王师信任，其中有一篇文章到现在还在我这里）。

陈勇先生是世界史前辈吴于廑先生高足，是我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虽然他的兴趣是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比较现代化，与我的古代希腊相距何止千年？但在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从史学方法与理论上给予我多方面的指点，不少新理论如社会资本等，我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在站期间，为了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陈师在教学和科研任务都非常繁重的情况下，还从各方面关心“我的”荷马社会，直接帮助我复印了不少有关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文章。最让我感动的，是陈师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武汉大学图书馆订购了一套完整的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虽然到得晚了点，这套书在我的出站报告中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但它给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重复我在出站报告中感谢陈师的话：我从陈师那里学到的，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

此外，在近20年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从其他师长处得益良多，刘家和先生、涂厚善先生、廖学盛先生、罗静兰老师等前辈，对我几乎有求必应。刘先生和涂先生忠厚长者，多次从学习方法上给予引导和鼓励；廖学盛先生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热心解答；罗老师对我在华师的工作、生活、教学和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使我得以顺利成长；黄正柏教授多年来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特别是让我获得了赴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进修的机会，让我见识了原汁原味的西方古典学，给我的学术生涯以极大促进；马敏教授、朱英教授和向荣教授给我的研究工作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使我能够专心学习和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美国Xavier University的George Harrison博士和他妻子Carol帮助我复制了不少资料。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头到尾修改了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如果说在这20年中我还能有所进步，那也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前辈、师长在关心和指导我，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向上述各位师长真诚地道一声感谢。

在世界古代史这个寂寞的领域中，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并且和他们中的不少人探讨过学术上的问题。如果一一列举，不免名单太长。但有几位我是必须要提到的，他们是山西大学的杨巨平教授、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张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杨俊民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徐松岩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龙秀清教授以及我的各位师兄、师弟等。没有这些兄弟的鼓励和支持，我大概也很难在世界古代史这个又古又洋、好像离现实十万八千里的领域中坚持下来。

本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赵国华兄，正是他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商定了出版“桂园史学论丛”的出版事宜，而且给予慷慨的经济资助，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责任编辑邹桂芬女士认真负责，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当然，借用一句官话，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应由我本人承担。

晏绍祥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