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水洪灾》（The Year of the Flood）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部新作。她讲述的洪水之患与圣经故事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阿特伍德所指乃一场无水的洪灾：一场不同寻常的、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抑制；漂白粉消毒无法加以消除；疫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席卷开来，像漫山的大火吞没了一座有一座城市——病菌无所不在、恐怖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尸体横成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数字系统、和工业体系陷于瘫痪。

《无水洪灾》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怪诞的世界——既有希洛尼慕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那样的怪异；又有《发条橙》里的荒诞。一切都已土崩瓦解。一家名为“库塞库”的保安公司乘着各地公安系统由于资金严重不足而解体之机掌握了政权。“库塞库”的人不仅通过洗脑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还推行一系列邪恶的实验，恶意组合人类和动物的基因，创造出怪异的新型突变物种。

在某种意义上，阿特伍德的这部新作堪称其2003年的那部《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的姊妹篇。同样是将读者带入“后天启”的未来世界，这部《无水洪灾》则显然更强劲、更具创造性，叙述手段也更为华丽。

和1986年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及2003年的《羚羊与秧鸡》一样，《无水洪灾》也是一部“狄托邦”小说（dystopian fantasy）。作者通过这部反乌托邦小说，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我们这个世界偏激和错乱——它的反女权主义意识、它对全球变暖的视而不见、暴力的蔓延，及其赤裸裸的唯利是图。与前两部相比，阿特伍德在这部新中收起了道德说教的口吻，让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自由翱翔。她的笔触所至，将一个奇幻的未来世界逐步展现。始终关注着两位女性主人公努力在这无水洪灾中幸免于难的奋斗历程。

托碧（Toby）是那两位幸免遇难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因为在一个高档温泉工作而得以幸免。在那里，她靠温泉仓库和花园里食物活了下来。托碧后来从这里走了出去。回到了她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在院子的石头下面藏着的、她的父亲用来自杀的一支步枪。而她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长期的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可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后来托碧了解到，她的母亲极有可能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的实验体。这家公司通过给民众服用强效药品来传播一种疾病，把普通民众当作实验室动物一样来对待，再通过治疗这种疾病来大肆敛财。

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托碧被迫从事各种非人的职业。她的这一状况在她受雇于“秘堡”快餐连锁店时降到了最低点。传说这家快餐店将人的尸体加工成肉末来制作汉堡。在这家快餐连锁店，托碧沦为了经理布兰科的性玩具，长期受其凌辱。直到意外地被一伙号称“上帝的园丁”的示威者解救出来。这伙嬉皮士风格的“上帝的园丁”发誓要保护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托碧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且最终成为了“园丁”们的领导者之一。

当她意识到她是无水洪灾中仅有的几位幸存者之一时，托碧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成为被选中的人。“为什么让她存活下来？在无以数计的人群当中。为什么不是一位更年轻的，一位更具有乐观精神和新鲜观念的人？她应该相信她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作为见证人，传递信息，从一片废墟中至少拯救出个什么东西来。她应该相信这些，但是她却无能为力”。

在“上帝的园丁”们中，有一位姑娘叫做“荏”（Ren）。她是妈妈卢塞恩（Lucerne）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的。卢塞恩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总裁的前妻，后来随情人逃离了那个家庭。荏后来被送回到了“赫尔斯威则”，并与吉米（《羚羊与秧鸡》中的主人公）相恋。但是吉米却与荏的好友阿曼达发生了恋情，从而令荏心碎肠断。

她的生身父亲遭到绑架以后，荏开始在一家性俱乐部充当秋千舞娘。就是在这家俱乐部的一个封闭的房间内，荏躲过了无水洪灾而得以存活。

在讲述荏和托碧的故事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很灵巧地将她们塑造成了真实可信的人，而不是卡通式的情景展现。虽然有些章节以乏味繁琐的展示“园丁”们的生态准则开始，但是阿特伍德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她早期在科幻小说领域的尝试。通过聚焦两位女性主人公在噩梦般的世界里危险处境和艰难旅程，阿特伍德的这部引人入胜、思想深奥的作品成功地展示了她纯粹而有精湛的叙述才能。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文学奖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自从196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之后，她的作品频频获奖，这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别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最后凭借第十部小说《盲刺客》摘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的桂冠。

阿特伍德的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她一直十分关注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和加拿大日益美国化的倾向；为抗拒这种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进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她帮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曾任该作协的主席，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纽约人》等多种国际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评论等；她还应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国朗诵和演讲，扩大加拿大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开始关注另一领域——环境保护，显示了很强的生态意识，并因这方面的创作、论述和所采取的行动而获得环境保护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荣誉和奖励。同时，她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如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为“大赦国际” 组织的斗争在加拿大开辟阵地，等等。总之，在过去的约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被列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