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民国时期是回族商人群体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清末以来政治体制、商业政策的转变，全球化商业模式的侵入，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及工商业的兴起，以及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确立等诸多优势条件的形成，让一向善于经商的上海回族商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商业洪流中，把握机遇，充分发挥着自身的经商才能。回族商人在商业领域异常活跃，回族商业也出现了规模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愈加广泛的整体繁荣的景象。其中，还包括了回族商业买办的出现，行业垄断的形成，民族工商业的创办，以及国内国际贸易交往不断深入等新气象的出现，上海回族商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随着商业的复苏，上海回族商人们开始致力于伊斯兰教事业的建设。他们集中力量整顿教务，兴办伊斯兰教学校，宣扬、发展伊斯兰教文化，救济施赈、全力支持伊斯兰教慈善公益事业，全面推动上海伊斯兰教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以及战乱的影响，上海回族人民的权益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回族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进一步维护国家的主权以及保障回族人民自身的合法权益，上海回族商人们纷纷带头，联合发起创办回族社团，一方面加强商业联系，进行商业合作；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建设，抵制侮教行为，组织并参与爱国运动和斗争，合群体之力兴教爱国。上海回族社团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以行会为纽带的单一、滞后、相对孤立的组织形式，代表着整个回族社会在新时期的自觉，体现着上海回族商人与时俱进的先进性。

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以往孤立的个人、分散的群体，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除了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回族商人们自身实力的增强，政治思想日趋成熟，阶级意识萌发增长，民族富强意识越来越强烈，迫切要求组织起来的自觉思想。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了其时代性与先进性的特征。与此同时，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态势。本书以上海回族商人和商业模式的新发展，以及商人对伊斯兰教事业的热衷与传承为切入点，探讨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发展特质及其影响。从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业发展与商人转型、回族商人组织的发展、回族商人资本模式及商人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回族商人对伊斯兰教事业的传承，以及回族商人群体爱国护教思想和活动的强化等方面全面揭示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演变与发展。

前　　言

近代以来，上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上海地区的回族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回族商人群体的发展，同传统社会相比，表现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特点。在近代，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步解体，政府也开始逐步放弃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转向扶植商业的发展，为中国商业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外国资本的涌入等，给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和回族商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冲击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也导致了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在各领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学术界对回族商人和商人资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就上海地区回族商人及回族商业的研究而言尚嫌不足。本书选取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进一步深化对近代商人的研究，同时揭示不同地域回族商人发展的不同特点。

东南地区的回族史学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一批有价值的史料有待挖掘和研究。现有公开材料，以及笔者搜集、整理的资料多集中于近现代以来上海回族商业领域，就材料运用而言，对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研究，资料相对丰富，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一　研究现状综述

（一）回族商业及回族商人研究

学术界对回族商业及回族商人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涉及回族商业的理论著作有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1988）一书，此书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回族商业的发展历程及活动特点。就相关学术论文而言，主要集中于对近代西北地区的回族商贸活动的研究。其中，马宗保的《回族商业经济与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2005）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对回族商业经济及其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论述，并指出西北回族在边疆所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具有跨民族、跨文化区的特点，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封闭性，优化了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王正儒的《试论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经济特点》（2011）总结了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即回族传统经营行业新变化、回族皮毛贸易外向型发展、回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回族商业新组织和商业新模式出现、回族官僚资本形成等。马丽娟的《近代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贡献及其作用》（2008）指出近代回族的商业经济不仅门类众、数量多，且逐步走上现代商业机制。近代回族商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平衡、社会福利的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国际间的交流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伊斯兰教对商业的重视和鼓励对近代回族的商业和商人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相关学术研究有刘天明的《伊斯兰经济思想》（2001）一书，此书叙述了伊斯兰教经济伦理思想中对于商业道德的重视，对丰富的伊斯兰教商业道德思想内容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伊斯兰教商业思想对回族商业活动和发展起到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相关学术论文中，王伏平的《伊斯兰教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2002）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群众而言不仅是宗教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对回族经济起着重大影响。伊斯兰教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鼓励经商、伊斯兰教重视商业道德及伊斯兰教对利息的态度三方面。郭春霞的《论回族商业伦理》（2009）指出作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其商业伦理渗透到回族穆斯林的经济生活中，并以其独特的风韵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邱双成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对回族商业经济的影响》（2012）认为回族商业经济的形成、回族商业经营的顺利开展、回族商业经济的经营原则、回族商业经济行为中薄利多销的经营特点等都深受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

针对区域回族商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西北地区，钟银梅的《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2008）以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为视点，对回族商人在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角色转变、经营特点及其对贸易和民族关系的推进等方面展开阐述，深化了甘宁青皮毛贸易的研究。丁士仁的《穆斯林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之道——以临潭回族商人的商业行为为例》（2008）指出临潭回族商人是中国回商的一个缩影，临潭回族商人的发展得益于伊斯兰教重视商业、提倡积极入世的价值理念，临潭回族商业的发展为甘南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牛海桢、李晓英的《近代包头商业城市的兴起及回族商人的作用》（2007）指出近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包头作为一个以皮毛交易为中心的边界贸易城市发展起来。皮毛等商品交易的发展成为包头兴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此过程中，一向在中国“具有企业精神”的回族发挥了中坚作用。

国外相关回族商业及回族商人的研究成果，有美国学者吉列特所著《在北京和麦加之间——城市中的中国穆斯林的消费与现代化》（2000）一书，刻画了西安回民的经济消费状况及其变迁的过程，并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的商业观及消费观在现代化演进中的转变。相关论文中，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尔沃德的《回族商人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羊毛贸易》（1989）通过对中国回族商人在边境进行羊毛贸易的较为详尽的描述，反映了回族商人在传统商业中的优势及回族商人的特性。另外，近代日本对中国回族商业的研究也较为重视，有几志直方的《支那西北羊毛贸易和回教徒的作用》（1941）、小林宗三郎的《关于北京回民小额借贷》（1941）等。这些学者探索当时中国穆斯林动向的意味比较浓厚，其研究主要围绕皮毛贸易等西北地区回族经营的传统商业行业展开，并对中国回族商业及商人特质进行探讨。

（二）上海地区回族社会及商人群体研究现状

受史料充裕与否、学术氛围浓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我国回族商人群体研究的重点仍集中于西部地区。比较而言，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强南弱的研究现象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上海回族社会及回族商业研究也开始初露峥嵘，涌现了一批回族学的研究专家和学者。其中，包括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葛壮研究员，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张志诚和白润生，以及王志云、哈宝信、江宝城等学者，亦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1）有关近现代上海回族社会概况的研究，包括张志诚、朱克同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回族》（1988），王志云的《上海回族概况和民族工作》（1990），葛壮的《近代上海社会中的伊斯兰教》（1993）及白润生的《伊斯兰教在上海》（2008）等。这类文章均对上海回族的来源，以及近现代上海回族社会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作了概述性的描写，通过这些文章，可以大致了解近现代上海回族商人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

（2）有关民国时期上海回族社团的研究成果，张志诚的《20世纪初上海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回教学会》（1992）对中国回教学会这个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成为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有影响的宗教学术文化团体的创立、发展及主要工作作了一番叙述，通过此文可以对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贡献有大致的了解。此外，还有王建平的《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2008）一书，和相应的两篇文章《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事件初探》（2006）、《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2007）。其中《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一文根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珍藏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文献，分析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代表的穆斯林社团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与教职人员和教民的关系。通过宗教及和谐模式的角度分析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样板作用，认为这样的宗教社团组织的出现是近代中国伊斯兰社会积极适应社会变革形势的发展结果。

（3）有关上海回族商业的研究，张志诚的《上海地区的回族及其经济活动概述》（1994）对民国之前上海回族经济的演进以及近代上海回族经济模式的状况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朱克同的《古玩市场和珠玉汇市——上海回族穆斯林传统的行业》（1996）对上海回族的珠玉及古玩业等传统商业行业的发展作了概述。葛壮的《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2008）从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形成及该特殊群体的外在特征及文化贡献三个方面入手，对近代上海回族商人活动和文化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所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作了阐述。

（4）有关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料，哈宝信的《上海回族抗日救亡运动述略》（1995）、江宝城的《辛亥革命与反袁斗争的上海穆斯林》（1996）等文，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一书中有关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资料，为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反帝反封建斗争、爱国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同时也展现了上海回族抗日救亡运动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和贡献。

简言之，近些年来对于上海回族商业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学者及成果几乎没有，国内的研究状况虽已有起色，研究成果也开始相继涌现，但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上海回族及回族商业的研究需要受到学术界广大学者的重视。本书立足根本，紧扣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上海回族商人群体近代化发展、变化及特征为重点，以期还原近代上海回族社会、回族商业及回族商人群体的发展脉络，并进行探讨和总结。

二　主要研究资料介绍

1.地方史志资料

本书大量运用了上海地区的地方史志资料。其中，以《上海通志》《上海民族志》及《上海宗教志》等史志中有关上海回族及伊斯兰教的资料作为写作的基础性材料。另外，具体的商业领域的志书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材料，为上海回族商业及商人研究的细化和深入提供了依据。包括《上海饮食服务业志》《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等。此外，《上海市静安区志》《上海市卢湾区志》《上海市黄浦区志》《上海市南市区志》《上海市杨浦区志》《上海市普陀区志》《上海市虹口区志》等各区县志也对上海各地区回族在各领域的相关资料给予了很大的补充。

2.档案馆馆藏资料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有关回族方面的材料，数量有限且分布零散。在为数不多的相关资料中，《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Y3-1-195，上海市档案馆，1911）的发现，是笔者研究材料的一次突破，也是本书针对上海回族商人思想探析和研究的重要材料依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是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上海最早的回族社团——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部刊物。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成立一年，即将会务文件及工作记载整理成册，刊印成《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内容包括：上海县发给董事会的告示，清真两等小学堂的暂行规则，敦请阿訇教授经文、公坟集捐规则，老北门、南门外两座清真寺照片，穿心街（即福佑路）清真寺大门及内部绘画图景，以及标明清真寺地址所在的专绘地图等。《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中的相关文章集中体现了上海回族商人群体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伊斯兰教传统思想的传承、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加强。其中，《敬劝教员热心教育》《赞石子藩诸君热心公益纪念》《赞前辈扩充清真寺及公坟纪念》《劝戒同教箴言》《应尚贤堂民教相安论》等文所反映的就是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教事业各个领域建设中所展现的传统精神、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

此外，档案馆馆藏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回族商业领域：《上海古玩商业历史沿革》（S186-3-1，1954）、《宝丰肇记行概况调查》（Q78-2-13429）、《中法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概况调查》（Q78-2-14798，1947）等；回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上海市教育局关于私立清真小学呈请立案》（Q235-1-1038，1927.11）、《上海市教育局关于私利敦化小学呈请立案》（Q235-1-1192，1930）；伊斯兰慈善公益方面：《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回教慈善会注册登记等文件》（Q6-9-294，1948.9）、《上海振兴公司股票持有人关于将股票捐助振兴珠玉汇市的来函（附股票）》（S185-1-36，1918.1）、《上海市社会局关于苏北各属回教教胞旅沪同乡会申请登记的文件》（Q6-5-1064，1948）等。这些档案资料是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在各领域活动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