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沃•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作家，一九六一年“因以史诗般写作天赋,深刻揭示与其国家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人的命运的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出生于波斯尼亚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克村，他的父亲是个手艺人，在安德里奇三岁时就去世了。之后，母亲带着他迁居维尔舍格拉德姑母家，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城旁德里纳河上的大桥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在萨拉热窝上中学时，参加革命组织“青年波斯尼亚”。一九一四年因受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难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案牵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三年。出狱后在萨拉热窝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去萨格勒布、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上大学，一九二三年通过了关于波斯尼亚文化史的博士论文，获格拉茨大学博士学位。

安德里奇的祖国波斯尼亚的历史和整个南斯拉夫的历史一样，是备受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历史。早在十四世纪波斯尼亚就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入侵，被土耳其统治长达四百多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直到一九九一年十月才脱离南斯拉夫宣布独立。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统治下的苦难和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成了安德里奇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安德里奇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诗人和批评家。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发表诗歌，西方和苏联批评家认为，安德里奇的作品往往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其早期作品尤其如此。一九二二年以后，安德里奇曾出任南斯拉夫王国驻欧洲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在此期间，他中止了诗歌创作，开始转向短篇小说，并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三部取材于南斯拉夫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短篇小说集。

一九三九年安德里奇担任南斯拉夫王国驻德国柏林大使。在获悉希特勒即将进攻南斯拉夫后，便匆匆离开德国。返回贝尔格莱德不到几小时，德国就开始了对南首都的轰炸。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期间，安德里奇实际处于被软禁之中，不能亲身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便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完成了最为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1942）、《德里纳河上的桥》（1943）和《小姐》（1944），均于战后一九四五年出版。这三部小说，又称“波斯尼亚三部曲”，奠定了安德里奇在南斯拉夫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尤以《德里纳河上的桥》最为突出。它用史诗般的力量，以一座桥的兴废为主线，深刻地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自一五OO年以后近四百年历史中对波斯尼亚的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三部曲中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独特的风格，显示了安德里奇卓越的写作技巧和多方面的才能。

南斯拉夫解放后，安德里奇由地方作家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杰的作家之一，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当选为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他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依然笔耕不辍，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本书里的是安德里奇发表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它们一如安德里奇一贯的风格，采用波斯尼亚历史事件、民间故事和传说，编织生动的情节，刻划不同阶层的波斯尼亚人，特别是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和小人物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际遇和历史发展中的命运。他认为，历史和显示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命运是相似或相同的。至于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往往本身就是历史。《关于总督的大象的传说》是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在这个故事里，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土耳其总督赛义德•阿里•杰拉对特拉夫尼克人民的残暴同志和特拉夫尼克人民反抗的历史。

安德里奇非常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和小路。他曾说，正是在故乡那荒芜、难看、单调和没有欢乐的山石嶙峋的小路上，他的思想产生了对富饶而美丽的世界的向往，而且终身为之奋斗。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善与恶的斗争。虽然在波斯尼亚漫长的历史上，恶的势力猖獗，对善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和镇压，但代表善的波斯尼亚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安德里奇对善良的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往往因为看不到他们的出路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发出低沉的叹息，但他相信善终究会战胜恶。《残躯》里的哈菲兹少爷、《关于总督的大象的传说》里的新总督杰拉、《维列托沃人》里的穆安津（阿拉伯语，意为“宣礼员”。伊斯兰教清真寺内按时召唤信徒做礼拜的专职人员）都是邪恶的化身。他们企图用血淋淋的屠杀、武力和欺诈来征服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但全都可耻地失败了，有的还招致了自身的毁灭。只有《婚礼》中的胡素似乎有点不同。他本来是个不起眼的鸡贩子，由于战争，旧日的一些商人或是不知去向，或是过着贫穷可怜的生活，他却以惊人的速度发了大财，成了侯赛因阿哈（阿哈：土耳其农村对富裕农民的称呼），并用金钱结交当局，蔑视法律，恣意妄为，如日中天，但读者从作者的描写里，可以预感到胡素的好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安德里奇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些非常感人的小人物的形象。《维列托沃人》里的米洛耶爷爷，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宁死不屈；《地毯》里的安德扎（娜娜）疾恶如仇、不贪图非分之物的品格；《情妇玛拉》里的仆人叶拉，尽管“一生见过许多邪恶，看惯了疾病和死亡”，依然悉心照看不幸少女玛拉的善良心地，无疑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安德里奇笔下的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特拉夫尼克一个贫苦的16岁少女玛拉，偶然被维利帕夏（帕夏：土耳其和中东某些国家奥斯曼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称谓）看中，被迫做了他的情妇，从而毁了她短促的一生和生命。佃农西曼在土耳其帕夏撤走、奥地利政权初建的时候，以为时代变了，便想夺回他被地主夺去的土地，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他的奋斗失败了，反而失去了一切，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柴火》和《阿兔》中，作者把视角转向现实的题材，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柴火》的主人翁仍然是一个小人物，名叫伊勃罗，每天靠卖柴为生。在女儿和女婿参加游击队相继为国捐躯后，几乎为悲伤所压垮；但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他得悉自己的亲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时，深感自豪，重新恢复了做人的尊严。《阿兔》描写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由苦闷彷徨、悲观失望而走上爱国的道路，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献身的故事。小说细腻地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读来真实感人。

《万恶的庭院》在安德里奇的创作生涯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写于一九五四年。所谓万恶的庭院就是伊斯坦布尔监狱。这里关押着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罪犯、无辜的平民和知识分子。管理监狱的头目叫拉迪夫阿哈。他是残忍的暴君，是掌握犯人命运和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他相信，凡进入他监狱的人都是有罪的。小说描写了面貌、神情和心态各异的众多犯人，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贵族家庭的恰米尔。他因为失恋，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土耳其一四八一五月后的一段历史颇感兴趣。当时老苏丹去世，大儿子巴耶塞特和二儿子杰姆争夺王位。最后弟弟失败，逃到罗得岛上向天主教约翰骑士团请求避难，结果成了西方国家的人质和俘虏。于是，在奥斯曼帝国新苏丹和西方天主教国家及罗马教皇之间，进行了种种肮脏的交易。恰米尔研究这段历史的爱好穿到了伊兹迈尔省长的耳朵里，他立即闪出了一个想法，即现在的苏丹也有一个兄弟被宣布为傻子而监禁着。恰巧当时土耳其欧洲部分发生了一些混乱和骚动，省长生怕在他管辖之地出事，便于当夜搜查了恰米尔的家并把他逮捕，监禁起来，后来恰米尔又被送往伊斯坦布尔，落到了万恶的庭院里。恰米尔在狱中饱受凌辱，但他骄傲地捍卫自己的清白无辜和人格尊严，绝不向监狱当局的淫威低头。一天晚上，他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当局对他的侮辱而倒在了反动官员的手下。安德里奇通过这篇小说，淋漓尽致的暴露了奥斯曼帝国专制制度的野蛮和专横，同时也暴露了这一政权的腐朽和衰落。

《万恶的庭院》在写作上也颇有特色。它是通过叙述中的叙述来完成的。整个故事是由修道院的一位年轻教士回想别塔修士生前讲的故事来转述的。而关于恰米尔的身世，别塔修士又是在万恶的庭院里从难友哈伊姆那里听来的。这种层层转述，增添了整个故事的悬念，使小说更加生动感人。

安德里奇的小说有着十分丰富的情节和内涵，它们仿佛在读者面前展开了波斯尼亚社会生活的画卷，让我们既看到了它的历史，也看到了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