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波宁海县）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室曰正学，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燕王朱棣起兵，当时朝廷诏檄多出其手。燕兵入京师（今南京），称帝（成祖），命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不从。成祖顾左右授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遂被杀，宗族亲友连坐死者凡十族，达八百四十七人。福王时追赠文成。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他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他认为好的文章都是艺术性的创造，不能靠模仿古人。他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诗歌，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当二子之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应于手，况自知其神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所以他的文章雄健豪放，时有新意。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巫祝欺人自欺的可恶和可悲；同时讽刺社会上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人。《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实际并没有“将兵”的本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作者于篇后说：“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为文宗旨，于此可见。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