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从侧面凸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年代。本书节选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的散文和小品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

　　《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