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沧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文革运动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 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祥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书，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届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的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了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

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何新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 及国家将争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总是并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增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各大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埋头研究和写作，拒绝与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何新

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

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椎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