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阁兰笔下，比利时年轻人勒内·莱斯作为清廷秘密警察的头子，几次挽救过摄政王的命。他还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谢阁兰暗示，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内·莱斯的幻觉。小说写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断。谢阁兰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

北京并不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这些东西在地图上找不到。……这真是一座地下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摘自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博尔赫斯曾这样高度评价谢阁兰：“难道你们法国人不知道，谢阁兰才可忝入我们时代最聪明作家的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一位曾对东、西方美学、哲学作出新颖综合的作家？…你可以用不着一个月就把谢阁兰读完了，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 托多洛夫则指出，谢阁兰是二十世纪初对“异国情调”体验提出最深刻思考的法国作家。 在论及法国作家的异国情调写作时，郭宏安这样写到：法国作家对异方异域所持的态度主要有三种，“或者以遁世者的面目出现，讴歌远离文明的牧歌生活，如18世纪的圣彼埃尔?德?贝纳丹；或者一付征服者倨傲狂妄的神态，纯以猎奇或猎艳为乐，如19世纪的彼埃尔?洛蒂；或是身在异国而一意求同，对异国特有的文明麻木不仁或不屑一顾，如保尔?克洛岱尔。”谢阁兰想象异邦的独特方式与这三种倾向皆有所不同，而与16世纪力畅“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保持“平等和睦”的蒙田类似，也就是说，谢阁兰

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从不坐井观天，蔑视或盲目崇拜一种陌生的文明，而是带着冷静的目光进行顽强的探索；他从不以己度人，试图同化或抹杀另一种文明，而是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他涉足异国异域，并非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为了获得新的感受和认识，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同时也把对异国文明的认识当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

藉深刻地理解“他者”从而认识“自我”，正是以“遥远的目光”来反观自己的文化，或者我们可以将谢阁兰所践行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循环往复的复杂认知方式，放置到诠释学的“诠释的循环”之中：即，深入到“异”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内部，以中国文化为镜，观照法国文化；且审慎地以法国文化为“前理解”和期待视野，解读并想象中国文化；从而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主观”的积极联系。

作为获得迟到之认可的天才作者与学者，谢阁兰 (Victor Segalen) 二十岁曾入海军医学院，二十二岁开始写诗，二十四岁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开始接触并迷恋中国文化：砚台、墨汁、宣纸、京戏等等。1908年他开始学习中文，1909首次造访中国，6月19日到达北京，随后以医生、学者、考古队员等身份在中国停留数年(1909—1914，1917年1月到1919年3月)。他曾进紫禁城拜见幼帝溥仪，此段经历化入他的幻想作品《勒内?莱斯》。他亦与袁世凯为友。谢阁兰曾与同伴在骊山下河村一带做了科学的考察，声言将来秦始皇陵墓发掘后会和长城一样壮观；他在1912年就曾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中国艺术博物馆。

谢阁兰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30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于是，谢阁兰从法兰西经旧金山唐人街、香港、上海、汉口一路查考而来，象是躬行一段朝圣之旅，以及探询新大陆的历险记。他以“我的城”命名北京，以“我的宫殿”命名他在天安门边的四合院，以“我的瓷器室”(一语双关，也可以翻译成“我的‘小’中国”)命名他在北京的书房/图书间/艺术“馆”/中国文物收藏室/微型博物馆。清晨，他会“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他可以欣赏院子上空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然而在墙墙相绕、圈圈相套的北京城，巍然伫立着一道又一道“认知的高墙”，正如郭宏安精彩剖析的，“紫禁城的宫墙遮断了他的目光，金水桥下的护城河挡住了他的脚步，宫廷的内部成了秘密的秘密，‘认识的极限’。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也象征着他的内心世界，而这残阳夕照中的古老帝国也就成了他思考现实与想象之关系的广阔天地了。” 《勒内?莱斯》就象英国人富善先生的《北平》一书一样，也在象征的意义上，成为“一本未曾写成的书”，它大概写于1913年，在谢阁兰1919年去世以后，最初的法文本于1923年付梓。谢阁兰曾经指出，时间形式的异国情调可见于过去(是历史性的异国情调)，或见于未来(是想像式的，如威尔斯的作品)，但他真正感兴趣并愿意大力发展的，是空间中的异国情调。 《勒内?莱斯》便是一部空间化异国情调杰作，杰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视其为谢阁兰最富自我反省的作品，一部有关异国情调想像之“深度”或“内部”的精妙沉思。

《勒内?莱斯》是一部颇剧后设意味的“元”小说，它将空间锚定在实际的紫禁城内外与虚构的北京城下城，而将时间设置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夜。叙事者恰巧与谢阁兰同名，面对难以进入的紫禁城，他“一次又一次地围着它环行，兜着它打转，设法考察出它的精确的轮廓，如同太阳一般沿着城墙根，由东，而南，而西，倘若可能的话，从北面返回，”观察着这个神秘莫测的都城，甚至企图在宫墙上窥视紫禁城的奥秘。 探险者谢阁兰在北京这“棋盘形的都市之中，作这种永恒不变的直角形的行程”时，让他本人觉得仿佛是在模仿一次“骑士的远征”， 而在笔者看来，谢阁兰也像是一个来到异邦异城的“游手好闲者”，时而躺在四合院宅所的灯心草编的椅子里，神思恍惚地仰望繁星点点的苍穹，时而在马鞍上挺起身躯，或者在城市的制高点上，观看满涨的御河、皇宫的荷花、黄顶的阁楼、雉堞的墙齿。他甚至让自己的住房遵循皇城的天文学原理，让他本人体会面南背北，“与深宫掩蔽的生活相平行”的感觉，将古老帝都的诸般历史，都置换成叙事者可以占据、享用、测绘、窥探甚至想象式进入的地理空间。

而故事的同名主人公，则是一位十八至二十岁的少年，一个中文极佳的外国人，一位学习一切形声语言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一个比利时货商的儿子，一个有机会进入紫禁城的洋鬼子，一个有热情、有冲劲、富于青春美的神秘的人，……他甚至晋升到皇廷密探的头领一职，几次挽救过摄政王的性命 ，还是隆裕皇后的情人，以及“天子”登基以来国势最危之时帝国的欧洲顾问。就勒内?莱斯为皇太后的情夫这一身份而言，这段欧洲男人与满洲女子之间的异国罗曼史，也许正如谢阁兰在与另一位满洲女子相消遣时所揣摩的，是一种游戏？一种必需？一种效劳？一种职务？一种冒险？一种时髦？一种时机？一种习惯？一种有教养的风度？一种仪式？一种牺牲？ 或者是否有可能，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许这“关乎性的异国情调”，可以解读成一位法国作家借显赫的异邦女性他(她)者，来建构自我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编织情节的叙事行为甚至叙事暴力。 然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勒内?莱斯》无关乎真实的帝都或革命的风潮（更不用提跨国罗曼史了），而是真实界与形象界之间辩证的张力。 这神秘的比利时青年勒内?莱斯就像一个魔法师、天才的讲故事的人，一个穿梭与隐秘空间与权势人物间的一个幻影。叙事者谢阁兰也是一个同样神秘的人物，似乎叙事者的每一个疑问和奇思妙想，都会有勒内?莱斯身体力行。叙事者的先知般的猜测与怀疑，驱策着勒内?莱斯去践行叙事者的每一个意念。而北京本身也成为一个魔幻的现实，神奇的帝都，充斥着出人意表的发现与难以破解的迷团。勒内?莱斯似乎是叙事者谢阁兰的年青时代，那个16岁到20岁之间的年青自我。 于是叙事者谢阁兰与小说人物勒内?莱斯的关系变得极为有趣，是谢阁兰扮演着民族志学者的身份，不断提出问题与挑战，而勒内?莱斯则扮演着英俊洒脱且有冒险精神的“本土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孜孜不倦地试图提供答案？ 是同一个自我的两个镜像，两个阶段，相互观照？是思考者，甚至先知人物，驱策着行动者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并最终走向神秘的死亡？是对神秘魔幻的北京城的解读甚至想像式构造，以及实际的穿行与探访？或是现实界与想象界的相互对话、渗透、投影，甚至相互嬉戏，而最终仍不可融合？

小说中一个不断重复的意象，是叙事者骑在马背上巡游北京城，而突然间听到地下空洞的声响。那是一个深邃的、令人恐惧的地下回音。马背上颠簸的感觉，也全然不同于乘坐火车时具有的平滑现代感，而是一种古老的交通方式带来的前现代的运动感。这马上巡游的方式，正可见证出谢阁兰在《异国情调论：一种多样性美学》中一再暴露出的中国想像，恰如谢瑛指出的，他“对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全无兴趣，他唯一的关注，便是如何保存中国的过去”。 而最为惊世骇俗的异国想像，莫过于北京城深处那个最大的秘密，那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城下城：

北京并不是象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

这些梦一般迷离的宫殿，这跟紫禁城本身一样神秘的城下城，完全打开了叙事者的想像：“这是与禁城一样神秘莫测的；在高达二十英尺且砖石比寻常厚四倍的墙垣后面，一切未知的事物在繁衍剧增，同时，垂直的深渊正在侵蚀着他们的基础：这真是一座地上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而在这里，“水井”、“水平走向的井”乃至“垂直的深渊”的形象，可谓意味深长，不单单是因为勒内?莱斯自童年时代起便一直萦绕不去的对“水井”的恐惧，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的叙事者不断描述的“死”胡同与那种死在井底的感觉，而实际上，这死亡意象的历史互文，正是珍妃死于水井，以及临死前挣扎的哀鸣。这对“水井”、“死亡”与 “深渊”的恐惧与痴迷，也许正是对神秘的紫禁城乃至中国那不可测知的深度的恐惧与痴迷。（摘自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