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封建帝国。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革除积弊，颇多创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国家殷富(《隋书．食货志》)。但是，曾几何时，经济凋弊，民怨沸腾，隋王朝又在人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了。这个强盛而又短命的王朝，兴秦王朝颇多类似。这两个王朝为後世既提供了由乱而治的宝贵经验，又提供了由治而乱的深刻教训。代秦、隋而兴的汉、唐帝国，正是以秦、隋为殷鉴，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富国利民的诸多改革，创建了中华民族至今引以自豪的辉煌盛世。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是史学家们的共识。秦、隋在制度文化方面的重大贡献，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因此，鄙见以为，应把秦、隋文化的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环节。

文本是一切研究的依据。隋代人的论着，是研究隋代社会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清代嘉庆年间，着名学者最可均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广览群书和金石碑刻，编纂了规模宏大、学术价值极高的散文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有《全隋文》三十六卷，录文六百八十三篇。(有目无文者十三篇，实际录文六百七十篇。)这些单篇散文，作为隋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实录，百馀年来，一直是学界的首选文献。

辑录整理千馀年前的文献，是学术性很强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严氏以个人之力，搜罗了他当时所能见到除专书之外的隋代单篇散文，沾惠学林，功德无量，是应予充争肯定的。但是，毋庸讳言，由於种种原因《全隋文》也有严重的遗漏。所谓《全隋文》的全也只能是对清末学者的所见来说，是较为全面的。在严氏之後，百馀年来，敦煌遗书的发现、久已失传的《文馆词林》，《玉烛宝典》等文献从先国外域的传入、吐鲁番文书和全国各地大批碑刻、墓志、造像记的出土，又为增补《全隋文》提供了丰富而又确实可信的依据。因此，整理者以为补充《全隋文》的遗漏，是历史的机遇，必要性和可行性均已臻成熟。若不下苦工夫，及时认真辑录这些遗文，将愧对先贤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