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