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虎雄（1878～1963）Suzuki Torao，铃木虎雄先生，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新泻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

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先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

铃木虎雄先生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还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参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出版）。

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从《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一直到词曲、戏剧、小说，几乎对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式都有专著或专文论及。不仅整理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精华，如其所著《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玉台新咏集注》等，其中尤以全译《杜诗》八册，规模之巨，至今仍为日本的最完备的杜诗译本；而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其所著《赋史大要》、《骈文史序说》等，皆为前无所本之作，所著《文心雕龙校勘记》，从《玉海》、《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勾稽佚文、参校勘定之方法，即对范文澜校订《文心雕龙》有重要启示与影响，尤其是其所著《中国诗论史》，作为批评史的开创之作，更为日本汉学极度推崇。而《中国诗论史》成就之本身，也正是与其学养之深广紧密相关的。

190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1903年赴中国台湾，任《日日新闻》社汉文部主任，1905年返回日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教授。以《中国诗论文》获文学博士，这是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史的著作。1928—1931年参加《国民文库》的编辑，翻译《杜少陵诗集》，这是日本第一次全部译出杜甫诗歌的作品。1936年出版《赋诗大要》，探讨中国诗歌的体裁形式的发展历史。1948年出版《陶渊明诗解》，1950年出版《陆放翁诗解》，1953年出版《玉台新咏集》。创作之汉诗数千首，辑为《豹轩诗钞》(6卷)。著有《支那文学研究》、《禹域战乱诗解》、《白乐天诗解》、《(日译)杜少陵诗集》等。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早期的当以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1934年出版）、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朱润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出版）为代表，其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诗史论丰富内涵及其价值和影响的系统专论，却迄今未见。仅从这一意义上看，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的重要价值，即已显而易见了，但是不仅如此，该书早在1925年即由日本京都宏文堂书房刊行，比中国最早的批评史专著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还要早出两年，况且，作为该书主要内容的《论格调、神韵、性灵之诗说》、《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等三篇系列论文早在1911年、1919年和1920年即分别发表于《艺文》杂志，可见其对中国史论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邮局创建性功绩。对此，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即已指出：

作为文学批评研究者，先生著有《中国诗论史》，这是一本不仅早于日本的学者，甚至还早于中国学者罗泽根、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著作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吉川幸次郎《继承与开创——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业绩》，《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

细察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但是，从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看，铃木此书问世后，并未得到清楚的了解和足够的认识，则不能不说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