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过日子”角度切入农民生活伦理研究。“过日子”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士大夫希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小农而言，生活中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齐家”这一环节，因为 “养家糊口”并非易事。。

“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义问题。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追求，人们在面对波折、苦难和各种危机时，才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所谓安身立命，确切地说，只有“立命”，才能“安身”。

农民 “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血缘，另一个是地缘，二者共同构成了农民生命意义的坐标系。（1）中国人说：既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祖先—我—子孙，构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序列。男性依靠这个序列找到“存在感”，女性又通过婚嫁融入男性家族序列而获得“归属感”。（2）村落社会在农民生命意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熟人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面子”和“名声”既规范着村民的行为，又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

总之，“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是农民生活模式的两个内核，前者对应“为何活”，后者对应“如何活”——这两个被古今哲学家争论了数千年的玄妙问题，中国农民的问题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好好过日子”。

肯定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是中国人生活伦理的重要特点。执着于“当下”，有利于调试“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价值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圣即俗，俗即圣，活在当下，过好每天的“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均衡性，“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书研究资料来源于陕西关中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家庭观念，依然实践着一套以“过日子”为核心的生活伦理。这既可归因于关中农村强大的小农经济传统，亦可理解为西部农村社会变迁速率小于东部农村，所以留存了更多的小农生活传统。关中农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传统农民生活伦理的场域。

本书副标题中“日常生活叙事”六个字，主要是用来说明笔者的研究方式。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农民“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在调研过程中，我特别乐于记录农民的原话，不仅要听他们“说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怎么说”。这些坦诚地表述，更能表达人们意识深处的价值观念。

农民生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对许多问题可谓习以为常。访谈目的之一，就是设置一种情境，连续发问、解答和追问，不断地刨根问底，用一系列“问题”启发农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基于访谈法的调查研究，访谈对象是更为重要的研究主体。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当地人思想的表达。许多时候，我只是扮演了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而已。

我的写作目标并不是对农民生活伦理形成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一个个“文本”时，有自己的体会、理解和判断。书中讲了许多“常识”，并不会给人以理论冲击力，但正是这些常识，维系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都市人，依然在受“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的隐秘影响。

读者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如果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某种感悟和再认识，那便是作者最大的幸运。生活伦理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毕竟，“过日子”这件事，谁能置身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