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施明正與台灣政治的關係非常緊切。但他最愛應不是政治，而是文學藝術。他所崛起的五、六○年代台灣，文學藝術怎能與政治劃清界線？更何況他的家庭背景總與政治脫不了關係。年輕時候的施明正風流倜儻，熱愛醇酒文學繪畫。他一度引為投契的是現代派的詩人如紀弦、瘂弦等。他們的詩酒往還，曾留下不少佳話。但做為現代詩人後起之秀，施明正不能擺脫他的原罪。一九六一年他因施明德的叛亂案被株連入獄，一去五年。這五年改變了他的後半生。出獄後的施明正以家傳推拿術營生。他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以至自稱也為施明德稱為「懦夫」；另一方面，他對酒色及藝術的耽溺，只有更變本加厲。如他夫子自道，他奉行的是「魔鬼主義」但在在鄉土文學與國族運動逐漸合流的日子裏，施的特立獨行不免引人好奇：他究竟是「懦夫」還是「魔鬼」？他的後半生是獻身藝術的頹廢，還是陷身政治的浪費？最重要的，他又是懷著什麼樣的動機，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終站？施明正的創作生涯，在極大意義上見證了台灣現代主義的特色與局限。「現代主義在台灣」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施明正的現象似乎仍有待仔細研究。這一現象一方面突出了色相的極致追求、主體的焦慮探索、文字美學的不斷試驗；一方面也透露了肉身孤絕的試煉、政教空間的壓抑、還有歷史逆境中種種不可思議的淚水與笑話。歷經了一生的顛撲，施明正彷彿終於要以自己決定的死亡完成他對現代主義的詮釋。他最重要的小說集標題：《島上愛與死》（一九八三），因此有了寓言意義。島上愛與死，這正是施明正一個人的文學政治。

施明正的小說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帶有強烈自傳懺情色彩，如〈大衣與淚〉、〈白線〉、〈魔鬼的自畫像〉、〈鼻子的故事〉等；另一類則政治與個人間迂迴糾纏，如〈指導官與我〉、〈渴死者〉、〈喝尿者〉等。這一劃分頗有抽刀斷水之虞；兩者間的交會或矛盾，才是讀者注意的焦點。識者每以施明正的小說，反映了他及他那個時代的混沌。的確，施明正懺悔衝動，成就了〈魔鬼的自畫像〉一型作品，而沒有那五年的管訓生涯，他也寫不出像〈渴死者〉或〈喝尿者〉這般驚心動魄的獄中告白。但這只觸及到施明正作品的一個層面，而且是相當淺顯的層次。尤其解嚴以後，寶島版的控訴文學大量出現，比血淚、比傷痕，只有較施明正的作品過之而無不及。

在什麼意義下，施明正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看施明正那樣的暴露自己的「淫行劣跡」，既自得又焦慮，不由得我們不正視他如何穿梭在情慾的底線，為自己找尋定位。其極致處，他展現了一種耽溺姿態。這使他最私密的題材，陡然有了審美的距離。另一方面，當他回顧自己的獄中所見所聞，及出獄後的頹唐生活，更讓人震驚所謂的政治迫害，居然在他筆下演繹出荒謬劇場式的故事。自傳與虛構、真與假已是不堪聞問的問題。施所寫出的，毋寧更觸及了生存本質的惶惑與裂變。有關現代主義種種的教科書式定義，從頹廢到叛逆，從疏離到孤絕，從內爍到自剖，似乎都落實到他的字裏行間，他的生命經驗。施明正式的現代主義創作，嚮往狂放自在的文學生命，卻總也擺脫不了（宗教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糾纏。政治的迫害如影隨形，但也觸發了他後半輩的風格。他存在的狀況也就是他寫作的狀況，這一狀況自始又是割裂、錯位的。施明正因此走出以往寫實與現代主義二分的窠臼。他不再規規矩矩的控訴、反映什麼。將錯就錯，無可彌補的傷痕被施化為述說現代主義心事的重要符號：斷裂，橫的移植，身體銷磨，意義潰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