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前，学在王官，有其事必有其官，有其官则必有其学。在上古时代，不同的知识观念派生出相应的职事需求，不同的职事需求推导出相应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社会功能催生出相应的话语方式，而最后不同的话语方式表现为相应的文献形态。在先秦头绪纷繁的知识系统中，渊源最古的便是天学知识。这项知识可以追溯到殷商或者更早的四方祭祀活动，其本身就具备知识与观念的双重属性。萌芽于先商，发展于战国的天学，始终体现着知识与观念的交缠。在中国上古史这段重要的制度创造时期里，天学知识以其深刻的观念性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很快成为政治制度的思想资源。在商周代际，巫觋被吸收进了史职体系，并利用天学知识中的“授时”传统，对政治作出“时”或“不时”的价值判断，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史官话语；另一方面，他们对自然秩序的背后推动者，亦即“天”的阐释，构成了殷周革命的合法性来源。到了战国末期，诸子基于各自的学派立场，在天学作为政治哲学及科学的本体论和技术层面分别进行了重构或扩展，其中，稷下学者与阴阳家是其中最明显地继承了上古天学知识观念的群体。他们创立了最具野心的“五德终始”宇宙图式和“月令”话语系统，打破了王权“立中”的绝对性，再次印证了天学话语及其传承者在上古权力话语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书立足于对知识观念、功能制度、文体形态的综合考察，试图以上古天学知识和观念为中心，以时间为轴，纵向梳理出从殷商到战国，知识的发展与功能的变迁，是如何影响着文献的写定与人们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