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化造成对二十世纪作家评价的某种“位移”，在“重写文学史”的声浪中，茅盾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例。他仍然牢固地保持了他应得的左翼文学大师的地位，尽管不断有人对他提出质疑，说他的代表作只是一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有“政治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的缺憾等等，但即使是质疑的新一代学者，也还是承认他在新文学阵营里是一位时刻不忘吸收中外文学优秀遗产、极其重视艺术经验的作家，是对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史诗型长篇巨制的形成起到绝大作用的作家。

　　本书就算是接近茅盾的一个捷径。如果不把时尚看作是文学生命，你会发现，在新时期的改革小说、社会小说之间，茅盾的身影仍在闪动不灭。

　　《幻灭》、《虹》的写作动机均属于宣泄。“五四”到“北伐”的一段时间，茅盾是亲身经历过的，有生活、有实感（包括困惑迷茫对于文学也是发酵剂，就看如何利用），材料是现成的，不像后来写《子夜》要专门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去参观调查。茅盾谈《幻灭》构思的发动简直是诗：“记得八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开过了会，准备回家；那时外面下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起笔写起来罢？”（《几句旧话》）这种写作给他带来的特定之点，第一，是现代女性形象饱满，且占据主位。《幻灭》的静女士、慧女士，《虹》的梅行素都是。后来的《子夜》等改为男主人公了，但其中的张素素、刘玉英、冯眉卿、林佩瑶，这些女子还是给人深刻的印象。《幻灭》写大革命前后青年的思想动荡。《虹》“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 跋》），本来要把梅女士的奋斗写到1927年的，后来只写到1925年的“五卅”。茅盾由此创造了“时代小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