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儿女们》最初叫《归真》,后改名为《墓地与摇篮》在《新月》杂志发表,最后才定名为《穆斯林的儿女们》。《穆斯林的儿女们》获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修订版）已于2011年5月在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全文45万字，与原作比各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修订版后记（感谢乡村生活）2011年11月7日在《文艺报》刊发，并被中国作家网转载，访谈录《让岁月去验证》2012年1月5日在《文学报》刊发，并被中国作家网转载。

编辑摘要

《穆斯林的儿女们》最初叫《归真》,后改名为《墓地与摇篮》在《新月》杂志发表,最后才定名为《穆斯林的儿女

《穆斯林的儿女们》

们》。书名的更改,袒露出作家对本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冷静思考和深切关注。《穆斯林的儿女们》则着力展现的是回回民族在社会生活动荡中,心灵变化的历程。通过人物心灵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时代脉搏的跳动。

《穆斯林的儿女们》获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在揭示人物复杂心态方面,《穆斯林的儿女们》的作者是从两个方面着笔的,一个是写人物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由此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作品中虽然撷取的只是一种最平常、最普通的生活现象,几位主要人物也是最基本、最平凡的穆斯林群众,但就是在这些一般穆斯林群众组成的生活现象下面,挖掘出了回族人民对改革潮流的种种态度。通篇描写的大都是家务事,但在这些家务事中,却将改革的冲击力鲜明地展现了出来。作品中杜石朴的性格形成、发展、变异及至归真,包含了沉重的历史内容。杜石朴的悲剧,是一个生性耿直而又推行极左路线的回族干部的悲剧。一方面作家将杜石朴性格的塑造,放入特定历史环境来完成,窥探历史变迁中的不合理因素是怎样地扭转人物性格正常发展的轨迹,揭露了“左”的路线及不正之风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作者又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宣传了党的富民政策,促使了杜石朴性格的转化,进而在人物与时代的相互联系中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历史悲剧。作为一个穆斯林,杜石朴是虔诚的,每每回到家中便以“按色俩目”问候双亲,但同时,由于长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又不惜破坏清真教规,强迫群众执行拆寺养猪政策,以致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杜石朴性格转化的重要契机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及新经济政策,使梨花湾出现了多种经营、联产承包。这时,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责任制的优越,也亲眼看到,开展多种经营、靠劳动发家致富,贫穷落后的梨花湾有了希望,一改往日那种暗淡的境况,田野果园充满了热腾腾的气息,也正是在这思想感情的基础上,马存惠主动提出让他当队长,公正地肯定他的成绩,宽容谅解地指出他的缺点,这更引起了他极大的思想震动。马兰不幸落水后,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舍身相救,从而走向了生命悲剧的终点。他死的平静、坦然,“是的,该做的事大都已经做完,也该好好地歇息歇息了。想到今天是宰牲节,他的脸上和嘴角显出了微笑。多么神圣的日子啊,能在这样的时光里长长睡去,也说明他来世的前景不坏。”

《穆斯林的儿女们》的作者,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不仅着眼于人物的复杂心态,而且还注意揭示人物现实心态的历史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海文和马存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的海文,自幼丧父,高中毕业回乡,在同群众一起参加改革家乡的实践中,思想敏锐深刻,善于集思广益,刚强的性格和过人的智谋使他成为本村改革的引路人。但是,艰难的致富道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传统文化和宗教意识的影响,尤其是每当爱情遇到挫折、人身受到陷害时,潜藏在他灵魂深处的种种困惑感、苦恼和痛苦也就明晰可见。作者对海文形象的塑造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的,在对人物传统精神的揭示中,寄寓着对新一代回族青年平凡而崇高品行的讴歌,这种品德是回回民族在历史演变中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动力。作者的这一审美意识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作品对海文的精神、心态较多地写了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面,对其在时代的发展中如何对这种积淀进行挣脱和扬弃的艰难过程却着笔不够,因而人物心灵历程的轨迹不甚明显,人物心态的复杂内容也描写得有些简单化了。和海文相比,小说对马存惠阿訇的刻画比较新颖、独特。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性格。特征和宗教意识,细腻地表现了他勤劳、善良、朴实而又固执的性格。他奉行《古兰经》里对人“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的信条。杜石朴虽是他的仇家,他却仍然主张对其宽恕、谅解,并引述《古兰经》中“怜悯全世界的人”来劝说群众。正因为如此,在改革中,他以群众利益为重,不仅鼓励有劳动力的家人靠勤劳致富,并把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烈军属联合起来,使这些人也能够脱贫致富。无疑,他的这些行为是回族农民所期待的真正的改革,尽管他的力量与杜石朴相比暂时还弱一些,但其生命力是强大的,代表了改革的主流,使人们看到了改革中回族农民精神流变的走向。但就整个农村改革而言,改变梨花湾贫困的历史进程是漫长的。这块黄土地上穆斯林的儿女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摆脱不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查舜正是通过《穆斯林的儿女们》来揭示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给我们以新的启示。由此可见,《穆斯林的葬礼》和《穆斯林的儿女们》描写的都是回回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都是将分散在各个空间的人物群体组成同类型的系列形象。这种描写,对于各个具体人物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内心矛盾过程。霍达和查舜却没有简单化、公式化,而是在对人物进行多层次的展示中,揭示出人物复杂心灵变化。这种描写心灵的艺术又表现出这两位作家的相似和各自独特的风格。在梁亦清一家三代人身上有霍达的影子,在海文的身上留下了查舜的感情。对待艺术作品,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5】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品中梁亦清、韩子奇、马存惠等人的生命境遇就是中国穆斯林由过去向现代化进行中的痛苦历史。他们经历了近代史上的民族灾难的困惑和彷徨,由此才更加突现出民族灵魂搏斗的复杂和深刻性、普遍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