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生活方式

無數的香港人，在週末晚上從電視上看到了這一幕幕的「情節」：周兆祥的家裡長年吃糙米，周兆祥的子女被蚊咬至紅腫，周兆祥踩單車上下班、自己種菜、自己造紙 …… ，於是他們高興起來（看見了一個「怪人」）、不安起來（覺得自己太享受），只因為周兆祥的生活方式和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不一樣」。

電視台因此確信他是在「過另一種生活」，反對者因此說他「要把人類拉回原始時代」，評論家葉積奇則說他「不外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對現代的城市文明」的確是周兆祥的信念，但也只不過是他的大信念裡的一部分；此外，他也不承認自己「百分之一百的反城市文明，他說：城市社會裡的大多數人被迫過病態的生活方式，不曉得有其他選擇；其實不一定要這樣生活的，我不是反對別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想介紹其他另類的生活方式供同胞參考。

周兆祥是不信任、而且徹底反對電視的（他不但不看電視、家裡沒電視、還寫了一本《廢除電視》的小書），他相信，一個半小時的電視節目只可以對普羅大眾產生一下感官的衝擊，要滿足少數人）也對社會起作用的少數人），還是要靠文字。」

因此他接受了香港《信報》的邀約，開了專欄解釋他自己的「殊途價值觀」； 1986年 7月，這些專欄的部分文字，就集成《另一種生活價值》（香港版書名仍是《我復悠然》，博益出版）。

現代文明的邊緣人

周兆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受過正統的英國殖民地教育，少年時曾參與學生生運動，大學畢業後更是反港英地下組織的活躍份子，一直很反建制，也不斷寫社會批評的文章，探討一「殊途」社會建設的可能性。

他在大學時讀了 Rachel Carson 的生態學巨著《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深受影響，又在留英期間看到英國人的一些「殊途生活方式」，終於明白現代人的生活「並不一定要那樣的」，一個人不借助無數的科技產物，不但對地球的存亡盡了一份心力，也照樣可以活得很好。

從在英國時開始，周兆祥的生活方式和典型的香港人有了佷大的不同，他不住在城市裡、不裝搭電梯、不進超級市場、不開汽車、不抽煙喝酒、不用味精洗潔精、不用塑膠袋、不吃加工過的食物飲料、不看電視、不參加中式喜宴（包括自己的弟弟妹妹）、逐漸不吃肉、不用紙巾、不裝冷氣紗窗 …… 。

這樣「偏激」的生活方式，使得許多人覺得他是個激進份子，連他的朋友都「不敢苟同」；這並不是個「邊緣人」的本意，他說：

如果我們都同意必須減少資源的浪費，那麼具體執行的方法就有千百種，我改用 ABC，你用DEF ，他ADEG，總之大家減低兩成、三四成，心安理得，同樣享受簡單自然生活的幸福，就很理想了。 …… 要求自己一夜之間變成另一個人，是不切實際的，也無此必要。

周兆祥雖然很少吃肉（他給自己十年的時間來棄絕肉食），但仍然精力旺盛，每天踩八十分鐘的單車上下班，除非下雨，天天在花園澆水除草種瓜菜餵兔子，每個月還要寫四、五萬字的文章，每年在教書以外演講五、六十次。

除了《另一種生活價值》之外，周兆祥還寫過《味精的爭論》和《廢除電視》等反社會主流價值的著作，但他不認為自己有甚麼了不起的「發明」，強調所有的譯、寫都「述而不作」，只在宣揚他人的觀點和理論。

但總觀這一本《另一種生活價值》，我們可以說周兆祥絕對是「作」了一些事的，過去，我們今天從這個團體聽到「保護動物」，明天又從那個團體接到「不要社邦」的訊息，不是弄不清楚為甚麼，就是「沒有時間去搞那些」：周兆祥最可稱道的貢獻，就在他橫向的整合了許多反社會潮流的呼聲，給予一以貫之的「維護生態」的總題，並且把這一切垂直地落實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使我們明白了一件最簡單的事實：不必加入任何團體，一個人生在家裡就可以拯救地球。

維護生態原本就沒有國界（誰不是大地的兒女？），《另一種生活價值」更進一步，完全排除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西諺說： It takes one finger to mend a dam—— 荷蘭一個小孩的手指可以拯救全國人，我們怎麼知道，歷史有一天會指責我們不曾動自己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