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十三問》原名《辨異書》（Il Libro di Difinizioni），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作家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在一三四○年用義大利語寫成的作品，內容為幾個貴族青年乘船出海，被風暴吹到一座古城，羈留數日，偶遇該城的幾名貴族男女，便應邀參加了他們的飲宴和消遣。眾人選出美麗的王族女子菲婭美達做女王（相當於我國古人行酒令時的令官），然後輪流提出有關愛情的疑難問題，請她作答。在與眾人辯論中，菲婭美達對這些問題做了精闢的議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薄伽丘將十三個問題巧妙地嵌入同一個大敘事框架中，寓理於事，夾敘夾議，尤其是精心設置的不少兩難情境，使問題具有開放性的答案，每每使人聯想到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家斯托克頓（Francis Richard Stockton, 1834-1902）的短篇名作＜美女，還是老虎＞（The Lady, or the Tiger？）。《愛情十三問》中的議論見仁見智，有的來自對善與惡的道德思考，有的來自對利弊得失的取捨權衡，有的則出於對愛情心理的深入剖析，具體地反映了文藝復興早期義大利社會的愛情觀和道德觀，並顯露了人文主義思想的萌芽。

本書雖然篇幅不長，卻容納了豐富的思想內涵，具有富於機趣的思辨色彩和層迭連貫的巧妙結構。因此，在問世後的六百六十多年間它一直吸引著眾多讀者，其原作及譯本至今仍是歐美各大圖書館的熱門藏書。

翻開《愛情十三問》，我們很容易看到作者八年後的成名作《十日談》（The Decameron，作於一三四八—一三五一）的雛形，很容易發現屢屢出現在作者幾部重要作品中的女子菲婭美達（Fiammeta）的名字。從《愛情十三問》到《十日談》，我們可以追索薄伽丘思想和藝術發展的脈絡，看清後者成形的來龍去脈。

首先，這兩部作品採用了本質上相同的結構框架：《愛情十三問》將十三個問題集中在一天講出的故事中，其契機是五名貴族青年男女乘船失事來到帕忒諾珀古城的一個花園中；《十日談》則將一百個故事分十天講述，其契機是十名貴族青年男女為躲避瘟疫來到佛羅倫斯城外的一個花園裡。兩群人都置身於這種阿卡狄亞式的世外桃源，都推舉出當值的女王（或國王），由她（他）主持，或討論愛情，或講述趣事。菲婭美達在《愛情十三問》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十日談》第五天的輪值女王也叫菲婭美達。其次，《十日談》中的兩個故事還承接了《愛情十三問》的內容：第十天第二個故事（勞力達的故事）沿用了後者第十三問的故事；而第十天第三個故事（愛米莉亞的故事）則沿用了後者第四問的故事。可見，《愛情十三問》的內容與形式在《十日談》中得到了保留、提煉和生發。提倡個性解放，謳歌有血有肉的愛情，是兩部作品共同的思想內容。

《愛情十三問》是一曲愛情頌歌，它熱情地抒寫了愛的珍貴、愛的忠誠、愛的甘苦和愛的犧牲。它旨在「講述愛情帶來的煩惱、愛情的歡樂與雷霆風暴；講述最能表明愛情的做法，以及無論優劣，何種選擇最佳；做一番比較，革除陋弊，找出真正的佳良之舉」（見本書卷首詩＜致讀者＞）。薄伽丘的興趣並不在敘事，而在從不同側面探討愛情這個永恆主題。他筆下的愛情已經不是古典神話中那種天上的愛，而是當時人間的愛了。他不但辨析了愛情的種種心理，如狂喜、癡迷、忘情、嫉妒、羞怯、徬徨、思念、失意和絕望等等，而且表達了新興市民階級的價值取向，即重視現世幸福，推崇人的智慧，讚美善良、忠誠、慷慨的品德，提倡敢作敢為的進取精神。這些都體現了人文主義精神的覺醒。

《愛情十三問》是薄伽丘二十七歲時的作品。可以說，它也折射出了作者當時的心境，是作者對心中愛情的自況，是對戀人菲婭美達的禮讚。菲婭美達是西西里國王羅伯特的私生女，閨名瑪利亞，當時已經結婚。像但丁筆下的彼阿特麗斯，像彼得拉克（Petrarch）筆下的勞拉，薄伽丘筆下的菲婭美達也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發詩意靈感的源泉，也通過巨匠的名作而化為不朽。《愛情十三問》的通篇，尤其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一問，無不洋溢著薄伽丘對菲婭美達難以抑制的熱戀之情。第七問中，薄伽丘借伽勒昂之口，唱出了獻給菲婭美達的戀歌。在他眼裡，菲婭美達「在三重的高天上」。這的確是她在青年薄伽丘心中的位置。他的密友和老師彼得拉克於一三七三年去世後，薄伽丘也寫了一首十四行詩，其中讓彼得拉克筆下的勞拉與自己筆下的菲婭美達在「三重的高天上」會面。我們知道，在但丁的《神曲》中，天界的第三重是金星（維納斯）天，居住著多情的靈魂；而《神曲》又是薄伽丘最心儀的經典之一。

同時，薄伽丘也巧妙地表達了對他與戀人社會地位差別的擔憂，菲婭美達是王族之女，聲名顯赫；而身為商人私生子的薄伽丘，當時還是個教會法律學校的學徒，默默無聞。社會地位的懸殊和禮法的約束，決定了他對菲婭美達的愛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圖式的。這在《愛情十三問》裡表現得極為明顯。書中人物提出的一些問題，微妙地反映了薄伽丘對戀人難以割捨的深情，對這份無望愛情的執著，也道出了他對自己「身無彩鳳雙飛翼」的無奈。他追問該不該去愛地位高於自己的女子，他探究該不該去愛已婚的女子，他想知道思念戀人是否比與她見面更快樂。這些深中肯綮的議論不但是薄伽丘的真情告白，也會引起眾多性情中人的共鳴。

就形式而言，《愛情十三問》無疑還不夠成熟。它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敘事作品，而更近於情節化的散文。作者似乎尚未找到表達內容的最佳形式。例如，書中第四問由梅內冬講述的那個故事，對魔法師忒班在寒冬建造花園的經過做了大量的鋪陳，使全章結構顯得失衡；而我們看到，《十日談》裡的同一個故事卻大大壓縮了這段文字，表明了作者駕馭文字結構能力的成熟。《愛情十三問》中的故事只有兩個作用，一是設置問題產生的情境，二是論證各方提出的觀點。書中包括菲婭美達在內的所有人物都是表達作者見解的傳聲筒。人物的對話雖然典雅，卻失於雕琢，其議論也帶有古代拉丁文學的明顯影響，例如其中所有舉例都取自古希臘羅馬神話。而《十日談》卻極少如此引經據典，其語言更加生動活潑，其風格更貼近日常口語。《十日談》用托斯卡尼俗語寫成，很適合其短篇話本式的內容，更便於敘事；而《愛情十三問》的語言簡古，行文周致，更適於陳言立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伽丘的眾多作品中，《十日談》的文體風格僅僅屬於《十日談》，其他作品的風格大都與它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薄伽丘深諳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精通拉丁語典籍和但丁的作品，其早期作品深受古典影響，尚未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例如，《愛情十三問》中描寫太陽東升西沉時，依然仿照古羅馬作家的手法，將它說成是「福玻斯五次出遊，又五次返回」（緣起）。這使人想起他在更早的作品《菲洛哥羅》（Filocolo，一三三六年作）中，也曾將日落寫成「福玻斯的駿馬在一天的勞累之後，將冒著熱氣的身體浸入西方的海水中」。二是他在後期作品（多屬「覺今是而昨非」的懺悔之作）中有意皈依古典，追求雍容典麗的文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當屬《名女》（De mulieribus claris，一三六二年作），該書用拉丁文寫就，以古典史詩和普魯塔克、奧維德和維吉爾等古羅馬作家的文風為圭臬。在後期作品中，薄伽丘不但在思想上倒向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其文風也復歸了古典。

反觀《愛情十三問》，我們卻欣然地嗅到了人文主義精神的縷縷清新之氣，雖然尚不濃郁，但畢竟已在釋放馨香。應當說，《愛情十三問》是一塊璞玉，它表達了作者青年時代的思想，是作者真情實感的寫照，其中討論的愛情問題也大多帶有普遍性和啟發性，足以引起後世的思考和爭論，為後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酵母。正因如此，這部六個半世紀以前誕生的作品才具有了獨特的價值和永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