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熊和

从唐曲子到宋词，是千年词史上的辉煌时期。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歌妓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词与歌妓的关系，为词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此可以深入考察有关词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检讨已往词学研究中若干深层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观念拘囿，唐宋词与歌妓的关系，一直未予充分关注，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致使词学领域中存在着不少疑点、难点和空白点。李剑亮

同志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围绕词与歌妓的关系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业已取得初步成果。作者广泛占有材料，从大量事实出发，解答了本论题中的一系列应有之义。诸如歌妓在词乐结合中的中介作用，词人与歌妓的交往，歌妓与词的创作、传播及其风格特征等问题，除了进行详实的论析，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

解。举例来说，过去，人们只从传统道德观和伦理观来观照词人与歌妓的交往，视其为批判的对象；对那些与歌妓交往密切的词人如温庭筠、柳永等往往不

问青红皂白地冠之以“无行文人”、“浪子词人”之名。李剑亮同志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文献史料，全面考察词人与歌妓交往的方式、内容、性质和作用，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又如，词的风格特征及其成因，过去很少考虑词作为音乐文艺所特有的娱乐功能与交际功能，很少考虑作为词人合作者和词作演唱者、传播者的歌妓的作用。这是仅仅把词视为一种书面文学的传统的缺憾。李剑亮同志既遵循文学风格的一般的形成规律，更从唐宋词的自身实际出发，认为导致词风长期保持“婉约”本色的原因，也与歌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词人无疑是词的“创作主体”，但在许多词作中，“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传播主体’）三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出现了所谓的“主体转移”特殊现象，词的情感内涵、语言色彩力求符合歌妓的身份、口吻、情趣和心理，因而词的艺术风格就极其自然地趋向婉约。这对作为音乐文艺的唐宋词来说，是一普遍现象。这一结论，对于研究词体、词风来说，是富于启发性的。近年来，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诗学词学，已经相当活跃，出现了一些为人注目的著作。本书也是把文化史研究与词学研究结合起来，为此作出了可喜的尝试。李剑亮同志正当盛年，勤奋好学。希望本书闻世后，并世方家，不吝指教，使本书在材料、论点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

1996年10月于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