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导言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中，作者刘福春将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一共9首白话诗，视为新诗诞生的明确标志。这种认定，主要基于那批作品在语言和形式两方面所做出的革新，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潮流效应，有着整体性的视野。另一种方案则选择了胡适于1917年2月发表的那8首诗，作为汉语新诗的起点：一则是因为它的时间更早，且作品已形成规模；二则是因为胡适本人对白话诗确立的鼓与呼、对新的文学观念的倡导，以及由此而开的一派风气，称得上是新诗早期得以挟“改良”浪潮和“革命”风雷健壮成长的一大缘起。

在大多数当代诗人眼里，后一种方案的认定似乎更易被接受。因为早一点“适逢其会”总是激动人心的，哪怕只早那么一年半载：汉语新诗已届百年了，而我们赶上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个象征性的纪念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大家还沉浸在谈论诗的“意境”、“抒情”和“唯美”的氛围里，对诗的认知还建立在唐诗和宋词所施加的印象之上，中小学的课本里选取的汉语新诗并不多，而老师们的讲解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吸引力。白话诗也好，新诗也好，（汉语）现代诗歌也好，这个东西的不同名称，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与其深入阐发、玄言以示，不如干脆借助于具体的作品，将之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通过对具体篇目的阅读与感知来说明。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对这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选择与导读，来为读者诸君呈现出它较为真实全面的面貌。但是，本书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现代诗人们于1917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写下的诗作，截断众流，取了百年中的整整一半时间段，作为作品选编的上下限，而放弃了文学专业学科里通常以1949年的政治节点作为分别“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的方法。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政治气候的分野与文学风气的分野往往并不重合，部分1940年代即开始现代诗创作生涯的诗人们，在“十年浩劫”前，依然有延续既往文学路线的创作，譬如近年来在学界愈发显得重要的朱英诞和吴兴华。另一方面，在1966年前，虽迭经共和国初期的诸项“运动”，汉语现代诗的元气却未全部散尽，尚能于时代“主流”的声音之外，默存一段专注于语言、技艺、世道、人心、情感或态度的“心史”。至于1966年之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以及“文革”结束后，基于文化启蒙思潮而兴起的新诗潮运动（遑论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则非本书所能笼括，当交给丛书中的另一种，即《当代诗歌选》，来担当重任了。

和生机勃勃的当代诗歌现场不同，本书所指的“现代诗歌”，皆已走入历史，足以定论；而它们的作者，基本已作了古人（天佑诗国，郑敏先生及几位台湾诗人尚健在，只是年事已高）。不过无论如何，对这些诗人及他们的作品，都算经过了时光的淘洗，走出了人事的纷扰，而能更大程度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所以，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被现代文学史家及学者们所事后认可的一些“流派”（当代诗人们自我认定和声称的“流派”不足为据，但沉淀下来的文学史认定足资参考），从中遴选出影响力大的代表性诗人，并兼顾部分并不入任何“流派”的优秀的诗人。

于是，在本书中，诸位能读到白话诗时期的“尝试派”诗人作品，能读到19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或“湖畔诗群”诸人的诗。接下来，还有活跃于1930年代的“新月派”、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早期象征诗、以《现代》杂志为园地的“现代派”以及“革命”立场浓郁的“七月派”。随后是将汉语现代诗推向一个高峰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国新诗”群（包括被称为“九叶派”的九位诗人），以及“现代派”后期在“沦陷区”的孑遗。收尾的则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随之赴台而在台赓续现代派传统的部分诗人。

相比于一般的现代诗歌选本，本书选入了几位“抗战”时代的“沦陷区诗人”，他们或心怀故国、感时伤事，或于时代的主流抒情之外开拓另一番内心天地，都值得读者诸君加以关注。除了选择了几位台湾诗人的作品外，对在1949年后旅居美国的诗人艾山以及他创作于1960年代的诗作的选择，也是本书的别出心裁之举，或可聊备一格，展现现代诗歌的多元格局。

全书选取了近百位诗人，人均一首作品，不以入选数量定诗人的文学史地位，而旨在一种较为全面的呈现。诗作的目录排布，以作者的生年为序， 既与整个丛书体例一致，亦算是应和了吾国惯有的“齿序”传统。另有两个例外：1、由于才学、视野有限，两位“沦陷区”诗人的生卒年未查询详实，故将之列于最后；2、作为汉语现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并不受“齿序”的限制，而依然将之列于卷首。特此说明。

排除汉语古典诗词及其美学带给你的影响，抛开一切先见，开始诸君的阅读旅程吧。至于不当之言、疏漏之处，文责在我，恳请海内外方家教正。

编著者 于2017年2月，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