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州历代文献辑存》由《建德市志》编纂委员会花费5年时间，从全国各图书馆，多种文集中搜索整理出与严州有关的文献编辑而成，作为《建德市志》的组成部分一并出版。这一成果，弥补了历代志书在这方面的缺失，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分为上、下编和附录。上编为“文献”，收录各类公私文献及文学作品；下编为表录；附录为作者小传和索引。

严州历代文献辑存》序

□ 朱睦卿

一

严州（前身为睦州）是浙江历史上11个传统的州府之一，“据浙江之上游，当瓯歙之逵道”，是皖南浙西山区向浙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在境内交汇，是钱塘江上游的水运枢组，以其秀丽的山水和富饶的山区物产驰名。严州辖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寿昌、分水六县，建德为其首县，梅城为其府治。

作为行政区划，严州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唐初武德四年(621)，州治设桐庐县，下辖桐庐，建德、分水三县，但只存在了四年，武德七年即废，并入东睦州。唐武则天神功元年（697），睦州州治由上游新安县（今淳安县）迁至建德县治（今梅城古镇），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名严州；民国元年（1912），废严州军政分府，严州的名称从此成为历史。民国年间，建德数次设立行政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建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设建德专署，其辖区即原严州行政区划范围（1955年第二次设建德专署时辖14个县、区）。从公元697年设州治于建德至1958年撤销建德专署为止，建德作为府治和首县的历史长达1261年。

作为钱塘江上游的水运枢纽，严州在钱塘江流域和浙江省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明初建省以来至清中叶，其排名始终在第二位，仅次于省会杭州。

严州有着悠久的修志传统，仅宋代方志就有二部，其中《淳熙严州图经》为现存最早的带图方志，在方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从宋代至清末的一千多年中，严州共编修过16次府志，对严郡六县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光绪九年（1883），最后一次修纂府志，距今已有120余年，其间朝代更迭，沧桑变化，只能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作为州府（现代为专署）一级的严州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严州的历史尤其是清光绪最后一次编修府志以来120多年的这一段历史（从1958年撤销建德专署算起则为75年）的记载，是作为原严州地区尤其是州治所在地建德的史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借这次第二轮修志之机，我们对1200多年来的严州历史和1700多年来的建德、寿昌历史的各类史料文献加以搜集、辑选和汇编，是以补志书之缺遗，也为下一步有可能进行的严州府志（或建德地区志）的编纂，积累一部分史料。本书所收史料下限至清末为止（上限不限，以实际可收史料为准），民国时期及建国后的史料总量不亚于历代，由于人力和时间所限，只能留待另一部书来完成。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搜集、汇编严州历代文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存史，避免严州史料因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消失、湮灭；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地情提供尽量详实的文献资料，为读者免除多头查找之烦和多书翻检之劳，也为有心研究者提供深入研究之线索，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二度创作的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代志人馈赠给后来者的一份文化礼品。

本书的搜辑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地域（空间）范围以记严州（以严州冠名）的以及原建德、寿昌两县的各类文献为主。酌收严州其他四县（即原淳安、遂安、桐庐、分水）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期反映严州各个时期的主要历史面貌。严州籍（主要是原建德、寿昌二县）人士以及与之交往的作品尽量多收，如北宋末年著名的谏官江公望、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叶义问，我们不仅收入他们本人的全部作品，还尽量多收与他们交往的公文、书信，以期立体地、多侧面地了解他们，还他们以本来的面目，以便对之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

二

历代方志都有编纂艺文志的传统，就严州而言，明代两部万历《严州府志》以及清代以下的府县志都设有艺文志。艺文志的内容由诗（含词、赋）和文两部分组成，诗词为有韵之文，称“赋咏”，文则包括行政性的公文和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万历）《严州府志》艺文志之志前小序云：

夫文也者，六艺之一，而诗则文之成声者也。严为名郡，大雅高贤，赋诗纪事，自唐以来，汇集为多；其制词章奏，始于分封之代，以国朝名辅，颁锡恩纶，仅一二书之，馀则未能悉也。若乃记序等作，有关兹土，不可无述，并志艺文云。

前人对于艺文（实即文化）的作用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顺治）《严州府志》艺文志之小序云：

文以载道，理学、经济之篇尚矣！他如序记、碑铭等作，苟能言之有则，亦足以训方而励俗，艺文所系，岂浅鲜哉！严郡自唐宋以来，名贤著述，难更仆数，志中所采，俱有关乎风教民彝，及创制沿革之大，匪是弗录。旁及山川题咏，亦以类聚，见黼黻隆平之象焉。

志艺文。

将文化的作用上升到关乎风教和政治的高度，“艺文所系，岂浅鲜哉”！遗憾的是，今人反而不如古人的认识到位和深刻，新编的志书中，往往不设艺文，即使有也是浮皮潦草地罗列几篇装点门面，远谈不上“训方而励俗”，更难见“黼黻隆平之象”。殆至近代，乡贤王韧先生，对艺文志的作用有更加深刻的阐述———

文者，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县之作者，虽不多见，而一鳞一爪，其为效于世亦钜焉。

志艺文。

诗书礼仪，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如春风细雨，浸润心田，于己可以提高素质，修养身心；于国可以化育万民，协和天下，“艺文所系，岂浅鲜哉”！

清代学者章学诚称艺文为“文征”，将之列为志书的三要素之一，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今人仓修良先生指出，章氏所说的“三书”中，“志”是主体，是词尚体要的著述；“掌故”、“文征”是两翼，是保存史料的资料汇编，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部完整的地方志（《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见《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第147页）。仓先生又说，“掌故”、“文征”之设，目的在于证史，保存一套可靠而丰富的资料，为后人著述博览约取创造条件，就其性质而言，是资料汇编（同上书，第146页）。《严州历代文献辑存》一书正是综合了“掌故”和“文征”这两部分的内容，从各类历史文献中搜检、抄录、汇编而成。因为所收内容基本上属于古代文献（某些内容如“志书序跋”因为考虑到要保持这一体裁的完整性，收入少量民国乃至当代的篇章）范围，因此其编排分类也大体参照传统的分类编排方法进行。根据收集到的内容和篇幅，本书分为上编（文献）、下编（表录）和附录三部分。“文献编”收录各类公文及文学作品，即章学诚所说的“掌故”和“文征”部分；共分八卷。

第一卷为“诏令奏疏”。分下行文和上（平）行文两部分，下行文为“诏敕榜判”，上（平）行文为“奏疏表策”。

第二卷为“祝祈青词”。收谒拜祭祀山川诸神以及前贤祠庙之文，上梁文也入此。

第三卷为“论说赠序”。分论说和赠序两部分。论说文原为古文中之一大类，但严州文献中此类文章不多，将之与比较相近的、也带有议论色彩的赠序放在一起，合为一卷。

第四卷为“传状碑志”。传状即传记和行状，碑志包含诔祭之文，两者多为记人之文，故合为一卷。碑和记这两类文体向无明确的分类界限，只是按其载体的不同来区分：刻石者为碑，不刻碑者为记，但二者之内容多有相同者，只能从标题或文意来判断，言明刻碑者入碑，无“碑”或“碑记”之内容（包括标题）者则为记文。这个问题似乎一些文体专家也感到棘手，或语焉不详，或言不及义，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对碑记的定义是“刻石曰碑”，未及内容。对于这个问题，《全宋文》的编者似乎也未说清楚，只是将碑志分为碑和志两部分：“一类包括记事碑、功德碑、宫观寺庙碑、书碑阴、摩崖等，一类为墓志文，包括立于地上的神道碑、墓碑、墓表、阡表、墓葬碣和埋于地下的葬铭、埋铭、圹志、墓砖记、墓砖铭等”，同样也是以文字的载体形式为标准而未及文章的体裁内容也。

第五卷是“序跋书启”。序跋是为一部书或一篇诗（词、赋）写的文字，一般在前者为序，在后者称跋；书启指私人间的来往信函。

第六卷为“赞颂杂记”。赞颂乃称美之文，精炼而短小，句式整齐且带韵；杂记之文含义最广，举凡山水游记、人事杂记、书画杂物记、台阁名胜之记（厅壁记、题名记等）皆包括在内，故而这一卷的篇幅最大，也最富于文采。

第七卷为“赋”。赋乃有韵之文，介于诗与文之间，一般都编入文集。赋的篇幅一般都比较大，历史文化信息含量十分丰富，如本书收入的《严陵赋》（并序）长达六千余言，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包，是一部赋体的地方志，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第八卷是“历代志书序跋”。严州有着悠久的修志传统，流传至今的《淳熙严州图经》是现存最古的带图方志，在方志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本卷将南宋至当代的27种方志（不含淳遂桐分四县）共54篇序跋编成一卷，有如一幅严州方志发展的简史，俾读者有所了解。因志书的特殊性，故这一部分的序跋不入卷五“序跋”，而单列一卷。

九至十一卷为下编，系表录部分。

第九卷为“严人历代著述目录”，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和《两浙著述考》这两部大型目录书中搜检而来；另外又从府志和县志中抄检出严州及建、寿两县州人、邑人之著作目录。

第十卷为“严州书目资料”，是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摘录的严州刻本书目和有关严州的书目，供深入研究严州文化者参考。

第十一卷“严州历代进士表”，系从宋《淳熙严州图经》等州县志书中抄录而来，其中特奏名和荐辟人才虽非正式功名，但系地方政府荐举之人才，大多为英杰之士，故亦予以收录。这些收录均为原始资料，本书只作抄检而不予考证，深入研究之功尚有待于时贤和后俊也。

附录为“作者小传”、“索引”和“引用书目”三大部分。作者小传虽说是文选、文集中的“寻常之物”，但对于一部地方性的历史资料集来说却是一个“创举”。严州（包括六县）地方志的艺文志中向无此例（恐怕所有的方志中也无此例），有之也仅在标题下印一作者姓名而已，偶尔也有标上其官衔或地望者，但这是极少数。在读各类艺文志中的文章时，每每为不知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而苦恼。缺少这方面的背景资料对于理解作品的意义将带来很大困难，往往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有鉴于此，我决心在编纂此书的同时，将全部作者的生平作一介绍，并且突出其与严州有关的内容，对于收入之作品也作简要的点评，努力点明作者、作品对于严州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想为读者提供了解作者、作品和进一步研究的方便。这样的设想虽然很好，但是真正要做起来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些名家、大家其生平查找起来不难，如唐之杜牧、刘长卿，宋之范仲淹、陆游，元之杨维桢、吴师道，明之方孝孺、商辂，清之李渔、纪晓岚等，他们的生平介绍在各类辞书中都可以查到，难办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本地作者和客籍人士，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翻遍各类工具书也难觅其踪迹，有时为了查找一个人物，甚至花上几天工夫，最后还是白费力气，其中甘苦，真不堪与外人道也，有时想想，真是自讨苦吃！但无论如何，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这部分最吃工夫的活终算勉强完成，计收作者374位，总字数在16万左右。

“索引”分“篇目索引”和“作者姓名索引”两部分，每部分又分别按汉字笔划和汉语拼音顺序两块编排，这样可以为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检索的方便，提高使用效率。“索引”由朱平章先生协助完成。

三

因为某一门类新资料的发现而产生出一门新的学科，这在中外学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现象。20世纪初，因为莫高窟佛教经卷书画的发现产生了敦煌学，因为古都安阳地下“龙骨”的发现而发展出了甲骨学，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发掘出大量的明清徽州文书，遂产生了徽（州）学，这是20世纪以来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产生发展出一门新学科的几个著名例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学者在谈及徽学的产生过程时，曾经提及“明清严州文书”，并指出“整理、编辑、出版这些历史文书档案，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陈桥驿先生在《建德市志》的序言中指出：“《严州历代文献辑存》规模可以很大，甚至能够成为一部单独的巨构。”目前的《辑存》只是严州历代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将严州六县的文献全部加以集成，巨构之设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加上“明清严州文书”，那么从中滋生、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严州学”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次《严州历代文献辑存》的整理和汇编，只是对这一巨大工程的初步尝试，更大的宝库在等待我们，更大的惊喜在等待我们。我们相信，《严州历代文献辑存》的整理出版，对当代的文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