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道學經典的《老子》（又名《道德經》），因通於治國之術，歷來獲統治者重視，不少帝王曾爲其作注，今所存者，即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帝注解。其中，宋徽宗注頗具典型意義。有宋一代，出於社會政治需要，君王多崇尚道教，徽宗尤爲明顯：其在位時，大興道教、大封道士，甚至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推崇老子，封其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並禁止時人僭用老子名、字、諡爲稱謂；將《老子》從諸子地位擢升，改名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予以“尊崇之禮”，並親自爲《老子》作注，下詔將《御解道德真經》頒行於天下、納入科考。參《宋史?徽宗本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吴曾《能改齋漫録》等相關史料。

宋代“老學”發展的重點之一，即是將《老子》治國思想與儒家學説相融合，宋徽宗注對此有鮮明體現，其於第一章注即已指出：“孔子作《易》，至《説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又在第十九章注中説：“彼（老子）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捄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對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對孔子、顔回等儒家代表人物和老子、莊子等道家人物，徽宗均合而同之，等量齊觀。徽宗注還常引用佛教語言，呈現出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特徵。此外，徽宗注亦賦予《老子》新的時代内涵。宋徽宗即位時，北宋的變法與反變法之争，已經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如衆所知，對於治理天下並無多大熱情的宋徽宗没有繼續施行變法，他將這種主張體現在了對《老子》的注解中：“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將“變法”之論引入《老子》，雖是部分襲用《韓非子》之言，但時代的背景與徽宗的治國主張均已鮮明可見。

徽宗御注撰成後，其臣子章安、江澂等曾爲其作義，江澂所作名爲《道德真經疏義》（以下簡稱《疏義》），章安所作即是本書《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以下簡稱《解義》）。章安，史籍中未見記載，據其自稱“登仕郎”（此官名於徽宗崇寧二年至政和六年見用），知此書應成於政和六年之前，早於徽宗將《御解道德真經》頒行於天下的重和元年。相較於徽宗注及太學生江澂所作《疏義》文辭的雅馴、儒釋道典故的密集，章安《解義》則疏於用典，且更加注重以道釋道，時時繞過援儒釋道的注文，直接解釋經文，並自成一體。然而《解義》成書以後，歷代學者對其關注極爲有限。迄今所見，此書除在《道藏》、《宛委别藏》等大型叢書中被收録外，尚無單行本出版；整理標點本也僅有《中華道藏》一種。在這些現存版本中，《解義》已無完帙，其第六十七、六十八章中數條經文僅有徽宗注，闕章安義；第六十九章近乎整章闕佚，僅餘末尾一條經文及注解，被續抄於第六十八章末條之後。如今惟能依據他書輯補《老子》經文與徽宗注，而章安義則已無從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