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果说一般博物馆都有科学研究的任务，那么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科学研究更具有

特殊的意义。这主要是由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所决定的。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是中国历代宫殿的集大成者，并有着丰富的宫廷收藏与遗存，蕴含着深厚的宫廷历史文化，而这一切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文化整体的特点也是故宫学得以提出的重要基础。

故宫遗产的丰厚与博大，使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政

治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这一特点也要求故宫学研究必须有宽广的学术视野，重视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加强多方力量的合作与交流。

即以藏传佛教为例，故宫藏有明清两代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有十余座保存完整的佛

堂，因为藏传佛教与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治国方略有关，对其研究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故宫学建设的需要，故宫博物院成立了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我们认识到，要把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深入下去，不能就宫廷研究宫廷，而要放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和背景中去考察，例如藏传佛教的发展源流、黄教与其他教派的关系、清代与明代的关系、宫廷与地方的关系、藏传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状况等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多年以来，故宫博物院积极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所、考古所等机构合作，进行田野考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等，拓展了学术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四川甘孜、阿坝地区进行民族学考察，

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项目。自2005 年以来，双方的考察人员多次深入高原，不避艰险，先后在当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藏传佛教和本教遗存，填补了当地艺术史和宗教史的一些空白。实地的考察，与合作单位的充分交流，也使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对于藏传佛教有了许多新的收获和体会，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8 年，作为考察成果之一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出版。近日，文华同志又拿来即将问世的《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调查报告：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书稿。事实证明，当初走出的这一步是对的，符合故宫的学术发展方向，这些考察报告的出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事业。作为才崭露头

角的故宫学，更是如此。我相信，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合作的精神，不竭的探求，将大力推进故宫学的持续发展，也将保证故宫博物院学术之树的茂盛长青。

故宫博物院院长

郑欣淼

序

四川人口众多，有近九千万人口，地域幅员辽阔，面积约四十八万平方公里，是中

国的人口大省、国土大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它们的地域面积占了四川的一半以上。甘孜州、阿坝州聚居的民族以藏族为主，凉山州境内也住有不少藏族，其中的木里县还是藏族自治县。这样看来，藏族居住区域约占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承担着四川全省地下考古、地面文物保护的唯一省级文物考古科研机构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然应当把这片区域的古代文物考古研究纳入我们的工作范围，而且还应是工作的重点范围。几十年来，我院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我们在甘孜州丹巴县、炉霍县及阿坝州汶川县、理县等地的考古工作都取得过可喜的成绩。但是，盘点既往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以往我们在这片区域主要涉及的是汉代以前的早期考古发掘和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修缮设计，而对这一区域的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物的研究涉及甚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内藏学研究渐成显学，但康巴地区相对来说较受学术界冷落，

我们感到作为藏文化的一个独特区域，四川藏区藏文化的研究及受关注的程度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相比是远不相称的。归结起来，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对这片区域丰富深厚的藏文化文物资源的调查不充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有了把四川藏区的文物考古纳入工作计划重要内容的考量，尤

其是当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所发现或获知一些重要发现的信息后，更深切地感到必须尽快全方位、有计划地开展四川藏区的藏文化文物调查工作。但现实是，国家基本建设带来的繁重考古发掘任务，即使我们可以在完成后腾出手来做，可是资金和专业人才的匮乏，却令我们几乎无计可施，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我们心情十分纠结时，2004 年下半年，故宫博物院李文儒副院长来川考察，我们有机会向他汇报四川藏区的一些文物新发现，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同时，他也向我们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的基本情况、学术队伍及相关研究计划，随后，又主动表示了可在康巴地区联合进行民族考古综合考察的意愿。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们深受鼓舞，能与故宫博物院这样实力的文博机构合作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机会。随后，我们拟出的“穿越横断山脉”五年五次合作考察计划，很快在郑欣淼院长等故宫博物院领导那里顺利通过。

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专家考察团队，自2005 年夏天开始，

陆续完成“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北线”、“乾隆金川战略”、“川藏南线”三次考察，行程两万公里，鉴定寺院唐卡和铜佛像三千件、访问四十多座寺院、新发现文物点二百多个。每一次考察都有重大收获，如2005 年发现了丹巴中路乡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和石

渠松格玛呢石经城、巴格玛呢石经墙、照阿拉姆唐代佛教石刻；2007 年在小金现场对比确认了故宫藏《平定两金川战册图》所绘的具体位置；2007、2008 年新发现了康定的四处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此后又陆续发现了两处，共计六处。这几次“穿越横断山脉”专题考察，虽然都有中央电视台随团拍摄的专题片在央视播出，我们也出版了考察图录专书，但严格说来，这都属介绍性的科普类作品。我们合作双方觉得，有必要将2007 年以来在康定、九龙新发现的六处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作为我们的阶段性成果整理公布。为此双方商定，并组织了以考察团藏学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这六处壁画也是他带领的考察组首先发现的）挂帅的调查研究报告课题组，我院则派出姚军（承担建筑调查、测绘、断代及报告中相应部分的文字编写等）、王婷（承担调查、绘图、后期资料整理等）、江聪（承担摄影）等年轻专业人员全力协助。据我所知，双方课题组人员在各自的院里都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常常是挤出时间来完成此项工作。为了编制出准确、翔实、完整的调查研究报告，课题组几进康区，克服高原野外工作的种种困难，现场调查一丝不苟，群策群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作战，终于付梓出版，可喜可贺。

本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容与水平高低，因与我专业相距甚远，不敢也不能过多置喙。但

是，在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项目及本报告的编制对我院和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的促进方面，我还想叨上几句。

经过几次考察，考察团队中的来自全国的专家们都认为，四川藏区地面及地下古代文

化遗存数量大且类型丰富，远超考察之前的想象，有待考古学家和藏学家们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同时也认为这一地区藏文化在藏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

随着考察的推进和调查资料的陆续公布，四川藏区的许多古代遗存渐为外界所知，文

物的重要性也渐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电视专题片的播出和书籍的出版，大大提高了四川藏区文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知名度；有的文物点刚一公布，就立刻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有的本是旅游点，经考察专家新的价值评估后，短时间内游客就大幅度增加。受惠于此，这几年，不断有国内、境外、国外的学术机构希望和我院合作在此区域开展专题研究。事实上，日本九州大学就曾和我们合作在甘孜州进行地下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早期石棺葬，甚至还首次发现了四川吐蕃时期的地下遗址。几年的持续考察，使我们坚定了在这一区域持续开展工作的信心，这些年不断从甘孜州、阿坝州有新的发现（如石渠的吐蕃石刻群、金川的刘家寨新石器遗址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持续关注才有的收获。

最后是我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依托我院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我院的专业人员得

到了多方面锻炼机会。我院趁此机会，先后派出二十多人参与考察，在故宫博物院专家领导和参团专家的言传身教下，我院的一批年轻人迅速成长。今天，我院参加考察的这些人中，好些人都已成为院内业务骨干，当问起他们到院后的成长经历，他们都说，参加康巴地区的考察给了他们难得的锻炼机会，短时间内学到了不少东西，非常受用。

所以，在此我代表我院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们这个小院的信任与提携，感谢

故宫博物院专家们对我院的帮助，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当然，本报告的出版也离不开甘孜州各级文化、文物部门领导和文物工作干部的大力

支持。

按合作计划约定，我们和故宫博物院还有两次野外考察，有了前三次的成功合作经历，

我院仍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我深信我们双方未来的合作会更愉快、成果会更丰硕、友谊会更深厚。

该调查研究报告和已经公布的一些新发现文物点，虽然只是我们三次考察成果中的一

部分，属于阶段性成果而已，但是，我们已有充分理由相信，当我们五次合作考察计划结束后，定会有更多的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

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对此，我们信心满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高大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