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中国市民社会，进入21世纪后呈现何种发展趋势呢？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内部出发，探寻20世纪80年代以后结社活动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将中国放在比较的视野下，动态地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及特殊性的实证研究却屈指可数。本书为筑波大学和北京大学多年来共同研究的成果，试图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当代中国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 ，最能引起学者关注与兴趣的研究对象。但是，把握中国广大而又多元化的内在脉络，并将其归到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则需要研究者庞大的知识体系与充沛的精力。因此，在以中国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地域研究学者与重视理论的比较政治学者之间，一直存在难以填补的沟壑。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迈出填补这个沟壑的第一步。

为了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下理解20世纪90年代日本市民社会、利益团体的现状，笔者发起了“日本利益团体比较研究项目”(以下简称“JIGS研究项目”)。研究小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韩比较研究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展开了一系列以日本为中心，涵盖韩国、美国、德国三国市民社会组织的调查。2001年，中国成为JIGS研究项目的新的对象国，以此为契机，我们的研究小组将调查和研究对象扩展到世界多个国家，截至2013年末，JIGS研究小组已经完成了15个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调查。

与北京大学的共同研究源于1998年秋国分良成教授(现防卫大学校长)的介绍。尽管笔者所著的《利益集团》一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翻译出版，但是，笔者当时还没有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市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构想。在中国，现在可以看到类似的基于市民社会、利益团体调查的研究成果，但在当时都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当时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利益团体，就是争议所在。

1998年秋，以李景鹏教授为团长的研究团队访问筑波大学，当笔者谈到日本特殊法人等政府“外围团体”(日语为“外廓団体”，extra-departmental organization)时，李景鹏教授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些团体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团”)相似。在回国后发表的论文中，李景鹏教授将社团定义为“准利益集团”。

在李景鹏教授结束访日活动之后，JIGS研究小组开始了与北京大学研究团队的合作。2000～2004年、2009～2011年，在中国三地(北京市、浙江省、黑龙江省)实现了两轮以社团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组织调查，第二次调查更将对象拓宽到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为了圆满地实现北京市、浙江省、黑龙江省的调查，形成了三地高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调查的研究机制。

JIGS调查本身就是充满特色的过程，有时会受到调查国政治环境的影响，或按计划进行调查时，时不时地出现无法预知的困难。但尽管如此，中国调查作为JIGS调查中重要的一环，在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调查和研究本身就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调查问卷的问题项目数最多，内容最详尽，同时也取得了最高的问卷回收率。当然，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人文因素会使任何社会调查都无可避免地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差(survey response bias)，但我们还是希望在克服以上这些困难之后，将JIGS调查的研究成果以最真实的状态呈现给中国读者。相信读者在通读本书之后，会理解其中之意。

能够实现中国两轮调查，得益于参与共同研究的中国学者秉持严谨的学术作风，怀着充满剖析中国政治社会现状的满腔热忱，努力记录20世纪末中国政治社会巨大的变迁。一直在日本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笔者，也深受中国学者所持有的强烈社会使命感的感染，希望从市民社会的视角，观察、记录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变迁过程以及由动态的、不稳定的平衡所映射的社会现实状况。

我们从“比较中的中国”这一研究视角(毛里，2012)出发，将中国的真实状态还原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读者从本书各章节的题目可略知一二，其实严格意义上的与其他国家进行方法式比较分析的章节并不太多。与日本、韩国等JIGS调查对象国之间的跨国比较，中国三地(北京市、浙江省、黑龙江省)的跨地区比较，两轮的跨年度比较，都是为了认识中国市民社会构造的类型而进行的基础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停留在探索性的比较对照分析阶段。但是，作为本书基础材料的中国调查，与JISG调查对象国共享同一理论框架，问卷的高回收率，利于研究的可信数据等优势，使我们深信在未来的研究阶段，通过对数据的缜密分析以及由融合案例的分析而引导出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将中国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开辟新的境地。另外，本书的日文版于2014年在日本出版(中豊·李景鵬·小嶋華津子编『現代中国の市民社会·利益団体—比較の中の中国』東京：木鐸社)。在日文版中，我们除了基于数据调查进行分析之外，还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调查未涉及的对象(人民团体、社区、农村社会组织、草根NGO、大众媒体)、日本调查中未涉及的政府委托服务进行了补充分析。本书的中文版一是由于篇幅所限，另外由于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社会组织的制度分析、案例分析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侧重将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中国的读者，这也是本书的创新所在。

本书中文译本的内容构成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入部分(第一、二、三章）。从市场经济化和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市民社会三个视角，记述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团体与地方治理的时代背景，提出本书的研究命题(research question)。接下来阐明本书提到的基本概念、调查方法，提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

第二部分是比较分析的部分（第四、五、六章）。着眼于从“比较中的中国”这一研究视角，依据JIGS调查对中国市民社会、利益团体的存在状态进行分析。通过与日本、韩国社团的比较，跨地区的比较，跨年度的比较，论述社团的概况和特征。将中国与日、韩、美、德、菲、孟六国，其他三个金砖国家进行比较，确认中国社团在政策倡导领域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政治体制对社团自我认知的影响。

第三部分深入中国社团活动的内在逻辑（第七、八、九、十、十一章），记述社团与党/政府的关系，关系网络的建构以及政治过程中游说活动的开展情况，分析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现状。最后根据这些分析结果（第十二章），对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体系进行阶段性的总结。

JIGS大型调查的顺利开展，得到了各方组织、相关人员、学者和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调查研究的经费来自以下三个项目：①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A(海外学术调查)“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利益团体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实证比较研究”(2000～2003年度课题编号12372001)；②特别推进研究“关于中日韩美德3层次的市民社会构造与治理的综合实证比较研究”(2005～2009年度课题编号17002001)；③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关于政治构造变动与压力团体、政策网络、市民社会转型的实证比较研究”(2010～2014年度课题编号22223001)。在此，我们对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供上述科研经费以及参与本科研项目审查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对慷慨提供研究场所、研究资源，大力推动本研究项目的笔者所属大学——筑波大学的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参与共同研究的中国学者、中国调查的总负责人李景鹏教授(北京大学)，一直为调查倾注最多心血的袁瑞军副教授(北京大学)，参与调查项目的各位老师：张静教授(北京大学)、褚松燕教授(国家行政学院)、郎友兴教授(浙江大学)、叶富春教授(黑龙江大学)、张长东讲师(北京大学)，担任数据库整理工作的黎娟娟女士、北京大学公民研究中心主任高丙中教授和研究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以及为我们日文版寄稿的仝志辉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江锦军副教授（浙江行政学院）、赵秀梅女士。同时也对我们研究提供大力支持、提出宝贵意见的王名教授(清华大学)、陈剩勇教授(浙江工商大学)、阮云星教授(浙江大学)、白智立教授(北京大学)、张丙宣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以及日本学术界的唐亮教授(早稻田大学)、菱田雅晴教授(法政大学)、任哲研究员(亚洲经济研究所)、张望副教授(早稻田大学)深表感谢。也衷心感谢在很多方面为本书成形创造契机的防卫大学校长国分良成教授以及参与本大型研究项目的日本国内以及美国、韩国、德国、巴西、俄罗斯、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其他各国的研究团体。

如果没有问卷填写者细致的回答，本次大型调查也无法实现。本调查包含了数千个社会组织的数据，得到了数千名中国社会组织相关人员的参与和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同时借此机会感谢辻中研究室的学生以及工作人员。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从日本的研究视角将观察到的中国市民社会动态发展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分享。非常感谢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提供全面支持的袁瑞军副教授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胡亮编辑。

本书的中文译文，“前言”由郭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翻译，第二章“社会团体的研究方法”由刘维（西南大学）翻译，其余章节(第一章、第三章至第十二章)由黄媚翻译，黄媚并负责所有章节的校对工作。

辻中丰

2016年3月30日于筑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