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后记

文/彭永捷

中国人因其辉煌历史成就，以文明而自处，以中央帝国而自居。逮及近世，先后遭受双重野蛮：内有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实行野蛮统治，外有西方强盗实行野蛮殖民侵略，致使中国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国人将其中原委归诸祖宗、归诸文化，采取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将一切现实中的缺陷归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导致文化自卑至华夷易位，以蛮族而自视，对自身历史和自身文化丑化、妖魔化达到空前境界。经过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文化批判运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深刻断裂，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魂不附体”，整个民族在文化上无所依归，基本生活价值观无所承载，致使社会生活背仁弃义、道德沦丧，人心大坏，以至于难以收拾。

我们坚信，一个民族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辉煌，能取得举世无匹的历史成就，其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必有其高贵的品质和积极的价值；一个民族能从近两百年的黑暗与不幸中走向光明，从反抗各种野蛮、侵略、压迫中奋起，重新走向一条复兴、崛起之路，其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必赋予其国民以坚韧不挠的强大动力。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曾一再上演其衰落与复兴交替的发展史，具有应对各种复杂和悲惨局面的心理准备和丰富经验，故而，正像历史上一再表明的那样，儒家文化的重新复兴，正像我们这个国度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一样，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儒家文化虽然失去了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家族制度等历史体制与历史形式，但其精神仍然可以在当代寻求新的合理的形式，从而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笔者认为，儒教，和儒学、儒术一样，即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最有可能、也最有前途的方式之一。

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儒教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及时回顾和总结过去十年儒教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是儒家文化研究和儒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有感于此，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儒教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进展，主张把儒教视作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宗教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学术观察、跟踪和研究的范围，及时进行史料收集和学术总结。为此，笔者和方国根学兄共同商定，有规划地长期开展儒教研究工作，对本世纪初前十年的儒教状况，以编写《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的方式，予以系统总结，而对2011年以后的相关情况，将会以《儒教年鉴》的方式持续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这份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我指导的三位研究生同学董琳利、刘增光、崔晓姣参加了主要的编写工作，尤其是董琳利同学承担了很多编写和修改任务。董琳利、曹婉丰、崔晓姣、董学美、刘璞宁等同学，还分别采访了张立文、李申、康晓光、周北辰、柳河东等儒教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写出学者访谈，丰富了这部报告的内容。

2011年1月8日，我们举办“《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编纂座谈会”，邀请了一些在京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就我们的编写设想和报告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张立文、牟钟鉴、魏德东、向世陵、康晓光、方国根、李亚彬、唐文明、温海明、任文利、王瑞昌、王心竹、王达三等都对开展这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后来报告修改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为收集儒教材料和相关信息，我们也借儒学联合论坛和儒教复兴论坛，公开征集资料。

儒教研究工作和本书的编写，也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的支持。在张立文老师的支持下，孔子研究院还设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今后能够以此为平台系统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孔子研究院秘书长罗安宪教授，负责了本书的出版联络工作。孙玉权、罗祥相等同学，帮助提供了会议服务。

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条件，这份报告的编辑、出版，给出版部门也带来超出一般学术著作的困难。河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梁志林先生，为此书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本书的顺利出版和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在此，谨代表本书的编者，向上述支持此书编写和出版的个人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力求汇集当代学人在儒教问题上接续传统、弘扬文化的心血和成果，力求客观、准确反映过去十年儒教建设的总成就和总进展，但由于研究力量有限、编写时间仓促，对于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成就难免挂一漏万，对于研究对象的描述也难免不甚契合，错漏疏忽之处，欢迎儒教界、儒学界朋友批评指正，也敬请大家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