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四册，分作“政论篇”，“哲学篇”，“文化篇”以及“书信与随笔篇”。书前有张斌峰所作长篇《〈殷海光文集〉编序》，对殷海光的生平行状、思想脉路、启蒙意义与晚年的文化转向作了梳理与阐扬。

全书收录了殷海光比较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数十篇（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由于篇幅关系，未收在内）。但是殷先生的批判意识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比较轻松的随笔文章中，也可以望见一个思想家的风采。譬如，殷先生在题为《西行漫记》的一组游记中，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先生一面承认歧视的存在，一面在反思中国的问题。殷先生在文中说：歧视“虽然如此，至少对于不纯凭感觉而生活的人说，并不怎么有了不起的不便。假若你记得同种之间所给你的是怎样的不客气，假若你记得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而走到各‘部门’去所受到的是怎样冷酷得可怕的脸，……那么，你在这里会感到礼貌、正直与坦率。人把人当人看待，即使有点儿生物学上的差异，比人把人不当人看待，即使没有生物学上的差异，滋味是很不同的。……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常常在想象中对于异族的不够友好很敏感；而对于同族的威胁则很麻木。这是不是说，同族的虐待，是应该忍受的？是否有这种‘伦理上的应然’？”

《殷海光文集》全书对比较敏感的地方作了删节，用“［……］”标出。这或许是唯一令人扼腕的地方。但是明白人都能知道，如果不作此类处理，在大陆出版殷海光文集怕是绝无可能的。老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得以出版，应该也算作自由知识分子在与传统遏制势力的博弈中，相互作出妥协才可以看到的不乏积极意义的结果。此类事件正在积聚中。它的普遍性已经广为人知。一般的评论多落定在对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但是此类事件更有意味的也许是“事就这样成了”——尽管它所成就的是一种有缺憾的思想实在。当着需要的思想还是一片虚空时，有缺憾的实在也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价值系统。这样，老金就认为，编选者的妥协，由于它所致力并最终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结果，博弈中，它的胜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程”，包括编选殷海光先生的文集这样的“工程”，应该是非常踏实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的工作。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也正是先贤的希望。

张斌峰先生的编选是非常认真的。他以一己之力，独自承担了百余万字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对殷海光原文和原文中的引文所作的校勘，应是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这些工作，都对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这是一部“编选适宜，用功颇勤，嘉惠后学，厥功至伟”的自由主义专著，或不为过。（2002年9月13日得书，14日凌晨草就，时窗外曙色微茫，梧桐叶下有影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