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知识社会学为方法论，综合运用卡尔•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构想、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反思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化研究遭遇的挑战为切入点，以最具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与研究范式为考察对象，以重估“文化”的位置为核心问题意识，旨在结合英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探析文化主义传统的具体指向与关键思想，把握大众社会在英国的形成、英文研究的兴起、新左派运动、战后英国成人教育以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取向等重要的社会和理论命题，追问文化主义传统与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询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浮现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意义，突显其间纵横交错的思想论争与派系交锋，将一些被置换的重要论题再度挖掘呈现。

首先，英国“文化——文明”传统实际上是以欧洲为原点，在英伦与欧陆的对话、摩荡乃至冲撞中激发出来的内在差异性。通过批判和反思形成中的大众社会，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的文化观念得以塑形。阿诺德促使英国思想传统中长期以来的“文化/自然”的对立转变为“文化/文明”的对抗，在文化的理论迷宫中构筑起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阿诺德式视角”，引领学界将大众文化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视野。“英文研究”的兴起与英国文学批评的机制化，标志着文化主义思想传统由话语层面走向机制化过程，F.R.利维斯及其“《细察》派”延续了自阿诺德开启的“文化——文明”传统，成为由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到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结点”。本书紧扣“文化观念”变迁的内在主线，引入“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大众文化批判”以及F.R.利维斯与韦勒克、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试图呈现出英国文化主义话语走向机制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突显其间的多重张力关系与耦合情境。

其次，英国新左派是战后英国社会变迁与1956年三大历史事件耦合的结果，一方面，福利制度、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造就了“无阶级”社会的表象，文化显影为核心议题；另一方面，英国新左派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利维斯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无论是霍加特和威廉姆斯对利维斯精英文化定义的反驳，还是汤普森对庸俗唯物论与决定论的批判，日常生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他们关注战后工人阶级日常经验，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与个体的能动性，重塑一种“主体间性”的文化政治学，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后，本书考察了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主义”，分析霍加特如何摆脱“文化——文明”传统的“影响焦虑”，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自主性与选择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转向”的进程，并且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工作奠定了部分底色。威廉姆斯在与社会情境变迁的不断对话中革新“文化”的观念，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重点论述了E.P.汤普森对威廉姆斯的批评，佩里·安德森与E.P.汤普森之间的论争，霍尔论“两种范式”，旨在厘清“文化主义”范式的对话对象、内在实质及其发展脉络，突显出文化研究范式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交锋与结构性张力。

文化研究学科史的梳理固然重要而且必须，但是，以文化与社会其他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为主线，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变迁和大众文化的浮现之旅为辅线，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仅仅有助于文化研究学科史的建构，还为学界思考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想的“他者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