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江田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0年11月6-9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办的“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市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共130余人出席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102篇，论文全文61篇，学者们围绕着广西历史地理、历史政区、政治地理、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考古新发现与历史地理学等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呈现出诸多精辟学术见解和最新学术动态。

一、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

该主题论文共有32篇，涉及广西历史地理诸多领域，其中有关广西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较为丰富。司徒尚纪考察了历史时期广西钦廉地区政区演变情况，认为政区建置兴废和隶属关系变迁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制约作用。熊昭明以汉代合浦港考古为中心，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陈洪波根据汉墓分布情况与历史文献记载，推断汉代合浦郡治所的确切位置，在今广西合浦县南流江支流西门江流经的草鞋村一带。鲁西奇考释了广西地区所出南朝时期九种买地券，补正了南朝始安郡、桂林郡、齐熙郡的政区变动及乡里制度问题。周运中重新讨论了汉唐间海南岛建置沿革，认为萧梁置崖州是南朝鼎盛时期国力强大的体现，梁末陈初因大陆局势混乱无力再跨海而放弃崖州，陈朝后期与隋朝又因政权实力较强大而重建崖州。江田祥从岭南地方土豪动向的视角，考察了隋朝岭南西部桂州总管府及州郡政区变迁的动态过程。艾冲细致分析了唐代岭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演替及其属州的变迁过程，认为这是唐代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及辖区由总管府到都督府、再到节度司三个阶段演变的典型缩影。郭声波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勾勒了唐代三百年间桂管羁縻州置废沿革的大致过程，考证了蕃、述昆、金城、智、文、兰、镇宁等州的地望及辖境。任大熙梳理了唐代岭南东四州的州县变迁。吴宏岐、李采梅在爬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指出明广州府新安县建县的准确时间当为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蓝武分析了明代广西土司设置与分布的时空特点，明代广西土司统治网络的形成，表明了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与控制明显趋于强化。杨启秋阐述了新桂系治桂策略及其对广西近代地域社会的影响。

在广西历史城镇地理方面。周长山以西江流域城镇体系的早期发展为研究对象，厘清了其规模分布与区位分布的特点，探讨了其形成与发展机制。陈隆文分析了古代梧州城址选择的地理特点，探讨了城市防洪策略、水患与西江流域城市兴衰的关系。

在广西历史文化地理方面。范玉春分析了元明以后西南官话进入广西中北部地区而形成的方言新格局，归纳了广西官话具有地理分布相对集中及流行于中上社会阶层两个特点，探讨了西南官话在广西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语言边界的形成，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广西扩散的一般规律。廖国一、白爱萍探讨了汉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北部湾海域在古代对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状况及其重要作用。王元林考察了唐宋以后伏波信仰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的空间扩散，揭示了海洋神灵的地域空间分布与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建构之关系。杨天保从南方稻作文化、佛教来华、妈祖入桂、移民实边与民族融合等视角分析了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认为应重新探究南流江流域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滕兰花、袁丽红分析了近代以来广西南宁骑楼的空间分布与形成机理，认为既是近代以来南宁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两广地缘文化的交融。

在广西历史交通、经济地理方面。韦浩明梳理了古代桂东地区特别是贺江流域的交通系统，指出潇贺古道体系的修筑跨越了整个古代历史进程，认为只有全面考察中原王朝经略岭南的策略及其开发历程，才能整体把握古代岭南交通体系与格局。许桂灵认为明清时期西江水系交通发展，形成了广西城镇体系与树枝状空间分布格局，广西“无市不趋（广）东”的经济区域取向态势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进步。

在广西生态环境与民族关系变迁方面。以大藤峡为中心的桂中地区是明代广西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最为激烈之地，刘祥学通过对明代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演变根源的全面分析，认为该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是造成民族关系长期紧张的重要根源。郑维宽通过分析清代外来移民的阶段性特点、分布格局及对政治环境的影响，探讨了清代广西移民开发过程的四个阶段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动态关系。

在广西历史地理文献与地理学史方面。马强从中国地理认知史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对广西地区的地理成就及地理认知等问题，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地理学对广西地理认识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阶段。

在广西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李世杰等人以桂林市会仙岩溶湿地为例，探讨了南方岩溶湿地在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下的环境演化过程。赵湘桂等人利用GIS和湖沼学沉积物方法，分析了桂林会仙湿地的古代气候及水环境情况，提出了一些岩溶湿地生态修复的科学方法。

在广西旅游地理方面。费省论述了华南地方标志花卉旅游价值的区域差异，认为观念、法规与政府介入方向，是影响粤、桂、闽、琼与港澳台地区标花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黄松以桂西地区为典型区域，探讨普适于民族地区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布局的研究新思路，实现特色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陆军分析了广西桂平旅游地质资源类型、分布研究及其景观价值，对桂平旅游地质资源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综合评价。江日青对桂西北游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的具体途径。

二、历史政区、政治地理与地方行政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学问，这一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会共收到25篇论文。

先秦秦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较为集中。徐少华结合历史文献与青铜铭文等考古资料，认为楚丹阳当涂说论据薄弱，它既不能说明楚为淮夷，周初居于东方亦难以印证楚丹阳当涂说。沈建华分析甲骨卜辞记载的“丹”、“瀼”、“曾”等楚国地名、族名，为楚国郢都从丹阳城迁徙至江汉平原提供了较清晰的研究线索。雍际春对关乎秦人早期起源地和西迁起始地的“伯益封费”地望展开深入讨论，认为伯益之“费”当为季氏之“费”，即今山东费县之费城。马保春认为早商时期的“并”地大约在今山西省太行、吕梁二山之域；晚商至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古并国的一部分可能向东迁至今山东半岛，向西迁徙至关中与陇东泾河上游一带。杨光华从地理典籍的著述方式与刻印传抄的视角对“武落钟离山”地名提出新解，认为廪君巴人发源地应在清江（夷水、盐水）流域。

关于秦郡、道、县设置问题。周宏伟认为楚苍梧郡置于公元前389-381年间，郡域主要为今湖南湘江流域一带，郡治为青阳县（今湖南湘阴青山岛）；秦灭楚后苍梧郡成为秦郡，约前219年改名长沙郡，郡治移至临湘县（今长沙市）。章宏伟重新肯定秦有浙江郡之说，此说不仅可重启秦郡研究与浙江省名由来的讨论，还可澄清秦汉时期会稽郡、吴郡的模糊认识。凡国栋对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江胡郡”再作探讨，认为其对应《秦始皇本纪》王翦“定荆江南地”所置之郡，此地楚时属江东郡，即为秦“江胡郡”之前身。何慕结合岳麓秦简与传世文献，通过秦政治局势推测河间、恒山、清河三郡始置于秦统一之前、存在于秦统一之后直至楚汉之际，可能是秦三十六郡中的三个郡。史党社主要考察了秦“道”的兴废、属性及与族群之关系等问题。朱圣钟结合文献考辨出秦汉中郡辖县应为西城、旬阳、上庸、房陵、成固、南郑、褒等七县，西城县为秦汉中郡郡治。

关于汉魏六朝政区地理的研究。郑威探讨了东周至秦、西汉、东汉时期东海郡属城邑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东海郡地区内部的城邑体系及其在两汉时期的演变情况。毋有江通过探究北魏在秦巴山地的政区设置状况，探讨了区域特征对王朝兼并统一及王朝政治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尹弘兵厘清了六朝时期三峡地区归乡县、信陵县与巴东县的政区变迁过程。

关于西部边疆政治地理。马剑详细分析了唐宋时期剑南东川（梓州路）地域结构的演变，认为政治地域结构与经济地域结构相互作用影响并具有较大区域差异。李新贵认为唐代设置泾原节度使的根本原因，是唐肃宗、代宗时期对西北藩镇的拉拢、排斥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王开队分析了十三——十八世纪世纪中央王朝在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政区设置，认为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历程，主要是由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所造就的。安介生深入探讨了松潘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及人文环境对清代这一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影响，认为“松潘之例”是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治边实践的一个重要范例。张轲风以西南大区为考察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西南与华中、华南等大区的交错分离，解析了大区形成的分区特征及其内涵变化。

县级政区及县以下区划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边界的复原与划分尤为重要。满志敏在进一步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空间数据、复原历史县界的研究中，以1542-2001年上海青浦县界为个例，探索了复原明清时期县界的方法，探讨了县界复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如何获得比较精确的表达、历史文献运用三个问题。胡恒细致梳理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等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认为政区变革中各种客观地理因素起到何种作用，取决于主观决策群体如何认识与考量，提出行政区划史研究应回归行政运作与地域社会。徐建平通过对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的南京市与江宁县地域划分的研究，认为看似简单的地方行政划分过程，实为行政强力与民间意愿之互动及各种力量的大比拼。插花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吴滔以位于苏州府、松江府和嘉兴府交界之处的章练塘镇为例，从水利开发、政区演变、地名学等视角考察了这一插花地归属的历史过程。孙冬虎细致考释了元大都“五十坊”问题，认为元大都坊数一误再误的根源，在于忽略了对《周易？系辞上》“其用四十有九”文句的理解，而虞集很可能是元代后期部分坊名的修改者。

三、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

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是近些年历史地理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这一主题论文共有21篇。

在环境史学科属性与理论方面，侯甬坚辨析了历史地理与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认为历史地理以区域研究为主，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重在研究地理环境变迁，归属地理学；环境史以事件过程研究为主，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重在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归属历史学；二者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探索真谛的研究中互为借鉴、促进。蓝勇回顾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反思了早期环境原始性、清代以来环境变化复杂性、环境非直线变迁、环境回归与逆转非完全性四点认识，强调了田野调查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历史灾害地理方面。任慧子、曹小曙运用GIS技术着重分析了公元前1831年至公元1980年中国地震灾害的时空特征，以及对交通系统影响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类型。张慧芝分析了历史时期山洪及由其引发的山崩、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时空特征。

关于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王尚义论述了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平城时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发史及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意义。潘晟探讨了辽代瑟瑟仪与中古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气候变迁的关系，认为瑟瑟仪的确立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气候变迁有关，但它的更迭与演变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朝权力的变更。张绪良等提倡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演化过程进行研究。葛兆帅研究了黄河南徙与徐州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之关系。李德楠从明代徐州至淮安段的漕运期限规定分析了明代黄运关系，认为漕河管理制度相当程度上受到黄河自然环境的制约。乔家君等从历史视角考察了开封市的产业空心化现象，认为其属于离制造业现象、具有欠发达区的共性特征，提出了开封市产业空心化的防治措施。

关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崔建新以统万城的废弃过程为切入点，认为唐中叶开始恶化的气候环境及多次气候干冷事件，导致统万城城址最终被毁弃。王社教从军事战争、屯垦田亩、屯垦人员方面详细考辨了明代西北延绥镇军屯，纠正了有关延绥镇军屯论述中的一些错误认识。陈新海阐述了明清时期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与黄河上游地区城市带发展的关系。张莉以新疆奇台县为例分析了近三百年来干旱区水资源利用变化的三个阶段：以开发利用山水河水资源为主、全面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及深度利用山水河、全面引用地下水，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由早期单纯地表水空间分布变化逐渐向地下水水位降低，引起生态全面恶化。张青瑶通过对清代山西北部忻州、代州，雁北及晋西北三个区域的民众营生方式选择的分析，讨论了环境认知和行为调整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民众营生方式的选择反映了环境认知和行为调整的全过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选择。

关于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张士尊主要探讨了东北地区南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赵珍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研究清嘉道以后东北地区伯都讷围场开垦，探究清嘉道以降官府调整、分配土地资源及初建村镇的本质。

四、历史城市、文化地理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毛曦在分析中国城市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寻求突破。朱悦梅综合分析了吐谷浑王都伏俟城选址的自然地理、地缘政治、交通路线、区域经济、军事地理等要素，认为吐谷浑建置王城实质上反映出游牧民族建都选址的规律与特征。王小红认为唐宋时期成都城市具有水城与园林之城两大特色，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及纷繁的城市游赏聚会塑造了壮美的城市景观。祝炜平等人分析了南宋皇陵与北宋皇陵空间布局、堪舆思想上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还影响到了明清皇陵的布局。李嘎利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城市本体的相关指标、城市腹地发展水平等方面，详细考察了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过程，认为至少在元代山东半岛的经济中心城市已转移至济南城。孙靖国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古地图与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总结出明代大同镇州县治所城市、卫所城市、居中应援城堡、长城边堡与腹里收保之堡五种城堡类型，指出因城堡职能与定位不同，导致不同种类的城堡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魏幼红阐述了清代沿江城镇地理空间格局及其特点，认为清代湖北沿江城镇形成了以长江贸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雏形，呈现以汉口为中心、沙市、宜昌两个亚中心并列的线状空间分布特点。

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张伟然从鸟言、禽言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禽言诗作者群的空间特征、禽言诗兴起的时代背景展开论述，认为“禽言诗”的流行反映了南方地域文化的勃兴，可视为中国文学对中国生态文化的直接响应。吴文涛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出北京古代丰台园林的重要演变线索，厘清了北京南郊园林的地理位置、主要特色及兴衰过程。朱海滨比较了近世浙江的婚俗（礼制婚）与外省婚俗，揭示了浙江婚俗的特征及区域差异，总结了浙江非礼制婚俗（童养媳、典妻婚）地域差异的规律。朱普选认为青藏高原主体葬式大体可分为两个区域，即以卫藏地区为核心的天葬区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的混合葬区，指出这是在各自生活的环境条件、民族习惯、思想观念等影响下形成的。李智君通过对清代民国河陇地区丧礼空间格局及地域特点的研究，认为动荡的边塞环境、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悬殊的经济差异，导致了清代民国河陇丧礼具有显著的空间和人群分异特征。

五、历史经济、人口及交通地理

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吴松弟、方书生运用“港口—腹地”理论从空间角度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还原前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地理实情，剖析中国经济地理的演变规律，形成发展中国自有的经济地理理论。樊如森考述了近代黄河航运，认为近代黄河航运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各类水上交通工具都无不各显其能、因地制宜地发挥着内河航运的最大效用。吴海涛论述了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运河的时空分布，淮河流域运河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以及对淮河流域产生的深远影响。马琦分析了清康熙五十七年至咸丰三年间黔铅的地理分布及其逐步扩大的趋势。张保见论述了民国时期青海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认为民国时期青海只有一两个中心城镇、区域性小集市星罗棋布的分布格局，是青海经济发展自身选择的结果。

在历史人口地理方面。吕卓民分析了清同治年陕甘回民起义后，大量回民相对集中迁居于西安与兰州之间、以六盘山为中心的偏远地区，这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与回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路伟东基于清末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考察了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研究的实际状况，认为历史城市人口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等级模式。陈文豪、李宗信主要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今台湾大台中市二十世纪初期漳州籍移民的空间分布及其宗教信仰状况。

在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程森以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及其所在地方州县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探讨了华北地区河流生态与交通、国家交通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关系，认为国家交通控制的执行落实到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实为与地方生态环境、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

六、其他历史地理问题

在历史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方面。卢祥亮考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命名三个最主要的词汇——“地图”、“舆地图”、“舆图”的起源和流变脉络。华林甫考证了两幅英档庋藏手绘大黄江圩舆图的绘制日期，此二图均反映了天地会洪兵政权大成国武装与清军对抗形势，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钟翀对中国近代以来3000余幅城市地图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考察了我国近代城市地图飞速进步的几种路径。周文业叙述了构建中国文学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宏伟计划，及其在学术研究、课程教学的意义。龚胜生讲述了《中国疫灾史料汇编》及《中国历史瘟疫灾害地图集》的庞大研究计划及课题进展状况。侯杨方阐述了开发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及编纂十二册高质量的《清代地图集》，以及绘制县一级行政区划边界及其他专题图集的课题。

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康建军细致研究了《尚书》所反映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知识与地理学思想，探讨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对立统一等问题。晏昌贵考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所见最早的二十八宿分野资料，从帛书所载地名推知帛书分野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作者为战国魏人，认为此帛书具有特别的文化史意义。张鹏飞补正了郦道元年谱，考证了郦道元生卒年及撰写《水经注》的时间。萧锦华通过考析《元和郡县图志》史料来源及与《括地志》佚文比较，指出《元和郡县图志》中过时失实的旧志内容率多或部分源自《括地志》，须重新审视《元和郡县图志》论述中唐尤其元和时代地理记载的准确性，要谨慎运用《括地志》来考察唐初地方州县行政和自然地理情况。赵炳清认为宋郭允蹈《蜀鉴》是一本具有很高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经世致用之作。朱毅统计分析了近三十年来《历史地理》刊登论文的内容及作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重点及学术队伍的总体情况。

在考古新发现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黄义军以青白瓷为中心讨论了辽国输入瓷器出土地点的区位特点与空间变化，初步推测青白瓷是从宋登州港海运走私输入辽境的。崔鹏综合考察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销售的北上路线和南下路线，认为较为成熟的消费市场比运输方式、路线更为重要。

在文化遗址保护方面。阙维民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圆明园遗址学术研究及保护中，可发挥其在学科视野、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分析阐述方面的积极作用，能妥善解决许多尚有争议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显示出历史地理学研究动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专题研究更加深入，时空研究尺度有新的扩展，选题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体现出宏观、中观范围与微观层面研究的结合，传统历史文献分析与遥感、GIS新技术运用的结合，注重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不少较有深意的学术成果，反映出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重要研究取向。

在会议期间，中国学术会议在线的两位记者全程参与并录制了部分直播视频（http://www.meeting.edu.cn/webmedia/oemui/vod/proglist.asp?type_id=18727&vod_type_id=1），敬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