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窗外的冷雨

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因是雨后黄昏，院子那边的荷塘传来几声蛙鸣，书房反而更显寂静了。十八岁少年屏息站在沙发四五步外的紫檀木书桌边，不必抬头都背得出左壁上挂的一幅对子：“南云望气千重紫，华露罗香万亩兰”；右边盆景花架后面那一幅则是：“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朝南花格圆窗两侧整整齐齐立着一对乌木玻璃书橱，小时候父亲一出门，总是偷偷翻遍橱里的旧书和存画，宋代花鸟明人山水清朝碑帖自忖都可以闭着眼睛临出来。壁灯如梦；瞄一瞄案头青花笔筒里那一丛粗粗幼幼的毛笔，想起童年，竟无端讨厌起何绍基来了。父亲啜了口茶说：“到了台北赶紧先去看宋伯伯，知道吗？”“知道了。”“国家多难，生活更应该朴素，专心向学。”“是。”蛙鸣愈来愈闹，窗外又下起冷雨了。

卷起那半幅竹帘

冷雨一连两天窸窸窣窣染得台南那个校园都成了一幅淡彩水墨画了。苏雪林打着黑雨伞蹒跚赶去讲楚辞。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声震文理学院的屋瓦。莎士比亚用京片子教罗密欧与朱丽叶谈情。军训教官对着黑板上的秋海棠叶吹起一阵阵的火药味、血汗味。冯君来夹着英国文学史带学生踏上乔叟的进香路。美国传教士给草叶集的诗人唱一遍又一遍的安魂曲。教雪山盟的英国女士把脸偎在海明威毛茸茸的胸膛上听不见下课的铃声。排骨饭加荷包蛋的晚餐和绿豆汤配棺材板的宵夜都填不饱胃里萨特的存在主义。沙冈的微笑浮荡在古都舞厅的华尔兹旋律之中，天一亮竟纷纷沉淀到文星杂志文星丛刊的豆浆碗里去了。康梁遗墨和胡适文存只能推开近代史的一条门缝，十一点钟在女生宿舍门口说的再见才算卷起中国文化的半幅竹帘。灯熄了，隔壁的教官抛下苏俄在中国打着鼻鼾赶回莱阳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悄悄到宿舍后面洗脸的时候，听见退了伍的工友老吴在厕所里用沙哑的声音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卡宾枪又坏了！”

送给列宁的礼物

“Damn you，Engand”约翰·奥斯本的怒吼并没有惊破爱丽丝的仙境：英国人都躲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圆裙底下捡十八世纪的面包屑充饥，蹑手蹑脚不敢声张，生怕吵醒老祖宗骂他们没出息。伦敦是一座静静的图书馆：人的肤色、出身。阶级像图书馆里的书，分门别类，划清界线。谁都不必自作多情：“亲爱的”、“甜心”、“打令”顺口吻得你满脸唇印为的是两镑九十九便士的生意成交。一九七六年左派批评政府削减经费，财政大臣希利破口骂他们“out of their tiny Chinese minds”！西方文化的神髓是：“In God we trust，the rest pay cash”；在这样超然的思想背景下，西方人反共只为了求证一套哲学理论、亲共只为了挑剔一条政治公式，这里面没有一滴血的激情、一点泪的乡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Armand Hammer一九二二那年送给列宁一座青铜雕塑品，雕一只猴子坐在一叠书本上对着人类骷髅沉思，其中有一部书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了前几年，Hammer和夫人在莫斯科筹办贸易中心，勃列日涅夫听说Hammer夫人不喜欢长住观光旅馆里的列宁套房，马上下令送他们一所公寓房子。那年那天，伦敦大学一位南韩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汉贼不两立英文怎么说？”“我没工夫细想。我后天就走了，回香港。”

香港，安定的香港

达达主义宣言：“再也没有画家，再也没有作家，再也没有音乐家，再也没有雕刻家，再也没有宗教，再也没有保皇党人，再也没有帝国主义者，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再也没有社会主义者，再也没有布尔什维主义者，再也没有政客，再也没有无产阶级，再也没有敌人，再也没有警察，再也没有国家，再也没有这些说梦的痴人，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剩“有人晕倒”的政府和“有人请客”的新闻社。

将军，你可以这样做

在桃园中正机场餐厅里跟一位少将谈起香港前途和两岸统一的问题。少将说：“统一？那过去几十年我们不都白干了吗！？”没有风雨，飞机准时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