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關於日本「狂飆年代」的故事：

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結果卻失敗了。

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

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六○年代安保鬥爭、學生運動、反戰運動等「新左運動」（New Left Movement）為中心，總覽五○到七○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新左論述的核心思想是所謂「日常性的自我變革」，先是從思想形成之前的戰後民主運動、安保鬥爭、歸鄉運動當中，逐漸建立「自我反省」的思想基礎。等到日本進入高度成長時期，富裕的物質條件使得運動者開始注意到日常生活「被規訓化」的問題，為了有效實踐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運動者積極地參與非暴力的直接行動。然而直接行動遭到警察強力的壓制，使得運動的動員能力大減，運動內部發生的暴力事件更是讓大眾失去對運動的支持。在「社會變革」的理想越來越困難之際，運動開始傾向「自我變革」這一方。到了1970年代前期，當許多人絕望地離開運動之後，留在運動的人只得思考要如何才不至於放棄一切，而他們找到的方法是發展學習運動、到公害現場向當地的「生活民」學習、甚至是去到菲律賓與種植香蕉的農場工人合作改善農業環境。

那麼，新左運動究竟為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什麼遺產呢？第一，是「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成了「公民力量」的泉源。而這個思想，在一九七〇年代新左運動動員能力衰退之後，強化了運動「自我反省」的性質，雖然人們參與運動的門檻變高了，但這樣的性質也同時傳播到各式各樣草根公民運動的場域，成為支持運動的基底。第二，運動的體制化相當受限。和「政治變革」切割的「自我變革」論述，使運動者對參與體制內政治一事相當猶豫。而且，在與警察的紛爭中所產生的「過激派」新左運動形象，也成為都市和農村的運動之間建立連帶的障礙。因此，新左運動並沒有辦法把「新政治」帶入國家內政之中。第三，是對「直接行動」的厭惡感越來越普遍。新左運動的論述之中，雖然把直接行動視為「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評估指標，但是「直接行動等同於暴力」這個形象被主流媒體形塑出來之後，社會中普遍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從而使得直接行動作為人民的一種政治表達手段，就這樣遭到剝奪了。

那麼，曾經狂飆的新左運動，對現今的日本公民社會難道一點影響也沒有嗎？作者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公民社會出現了快速的變化，社會運動的性質也與過往大不相同。作者注意到「反貧困運動」中，運動者致力於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放出來，以及在「志工文化」中強調做志工這件事情很快樂，一方面說明了越來越多人支持「自我解放」的論述之外，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自我反省」的思想，已經不像過往那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共鳴了。

在這個意義下，新左運動說不定可以說是已經成為歷史了。然而三一一福島核災的發生，讓作者重新反思新左運動所標舉的核心價值：「在大都市過著富裕的、像人一樣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是坐在員工椅上面對激烈競爭的生活方式。工作占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然後把賺來的錢花在超出必要以外的消費之上的生活方式。像核廢料處理那樣，讓那些地方或外國的弱勢者去支付我們浪費的代價的生活方式。我們真的必須守護這樣的生活方式嗎？日本國內那些想要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人所期待的生活，難道就是這樣的生活嗎？

在不得不試圖創造人類與自然之間更溫柔的生活方式的今日，新左運動中所謂的「日常性的自我變革」一詞，所點出的「改變生活方式」這個問題，就會慢慢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