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

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稿。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增订本）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出来的未刊稿（含书信一封），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