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梭与休谟》一书中，畅销书作家大卫·埃德蒙兹和约翰·艾丁诺保持了其一贯的行文和叙事风格：构思精巧、史料淹博、文辞华美。他们不仅以细致、生动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启蒙巨人由惺惺相惜到公开决裂，并进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并席卷整个“文人共和国”的“笔战”的完整过程，而且还通过引证大量的私人信笺和文献材料来揭示这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文坛讼案”背后冷酷的人性现实。

就此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有关“同情、背叛、怨怒和报复”的故事。但我更愿意将“卢梭—休谟之争”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它喻示着整个“文人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喻示着两种启蒙心性的龃龉，喻示着古与今的对垒，喻示着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卢梭感性、热烈而多变，而休谟则理性、清明而恒定；卢梭行文铺张、雄恣、奇诡如海洋，而休谟则行文节制、平易、温煦如和风；卢梭崇尚一种简朴、孤寂、内省的生活，而休谟则追求一种文雅、合群、行动的生活；卢梭不屈不挠地高声控诉“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依赖、伪善、算计和腐化，而休谟则声嘶力竭地大声称颂“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自由、文雅、富足和人道。

在评价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时，休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达雷斯和恩特鲁斯之间的对决，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斗士正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人的快活、优雅和冷嘲热讽，恰与另一个人的雄力与热烈形成绝妙的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卢梭—休谟之争”，因为它同样无关乎对错，而只涉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