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战后和平会议的深切关注同样引起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的许多成员以及中国政府的共鸣。实际上，早在1915年初，中国政府以及外交政策群体已经把争取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列为参战的首要目标。然而，中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动议最初提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根据史料显示，我们可以断定最初提议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是法国驻华公使亚历山德拉·R·康悌（Alexandre R.Conty）。早在1914年8月17日，北京外交部秘书刘符诚访问康悌时，两人曾谈论了欧战与青岛的归属问题。康悌认为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是必然之事。康悌还建议说，为中国计，将来战事平定，各国必有一大会议，届时中国当设法加入。中国政府代表只有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才能使中国问题可以不由各国随意解决。如在1914年和1915年之初，甚至在“二十一条”问题发生之前，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动议已经引起了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问题将能在战后和会上得到应有的解决。许多中国职业外交官也强烈主张中国应该为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早作筹备。早在1914年11月10日，伍廷芳的公子、在北京外交部任职的伍朝枢（1886—1934）就建议中国政府最好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他建议说：“最好俟战局既终，付之国际公会，则尚或有主持公道之国，而我之丧失，或可挽回之一二。”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在1914年底建议说，欧洲战事将对中国造成有利之影响，中国政府要利用欧战之机缘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因此中国应该为出席战后和会早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