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０一年）是活躍於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也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創辦人。他出生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從小即嶄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他極為不滿封建時代的死滯社會，對西方的新學問則充滿好奇與求知慾。 他年幼時學漢學，青年期改學荷蘭學，在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體制下，荷蘭學是唯一能接觸歐洲文明的管道。而在當時的亞洲諸國中，相較之下，日本是最能虛心地承認西方文化優點的國家（雖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一八六０年幕府派遣使節赴美國時，福澤諭吉要求以從僕的身分隨團赴美。翌年，他又參加幕府的赴歐使節團，歷遊法國、英國、荷蘭、德國、俄國、葡萄牙諸國。 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數次拒絕官位，始終堅持其在野的立場。然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政府的要人並表現在施政上，另一方面他的門生也有多人擔任官職，參與政治。他的名著《勸學》（共17篇，1872～76年出版）及另一本著作《西洋事情》（1866年出版）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也成為明治初期的教科書。尤其《勸學》一書共發行七十萬部，第一篇若連同海盜版，大約銷售了二十二萬部，換言之，當時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勸學》一書的中心主題，充分表現在書中的首句：「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下沒有人上人，亦沒有人下人」。福澤諭吉在此書中，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獨立的精神。 一八八五年三月一六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他呼籲日本人，不要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日本應盡速加進歐美先進國的行列。他的「脫亞論」其實就是「脫亞入歐論」，這種想法至今仍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思想當中。身為亞洲人，我們除了對此「脫亞論」感到遺憾外，還應該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癥結所在。 從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培利（M.C.Perry,1794～1858）挾著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以來，經過明治維新，直到太平洋戰爭，日本舉國上下的目標就是想脫離「二流國」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國。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國」當然不僅是包括文化、科學方面的進步（西化），同時也包括當時「一流國」的擴張主義。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情結，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獨立、平等的福澤諭吉，其晚年竟然會提出「脫亞入歐」論，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 一八九七（明治三十）年秋天，有一個外國人希望福澤諭吉撰述明治維新前後的親身經歷，福澤諭吉靈機一動，認為倒不如撰述自己從小至大的經歷及成長過程，於是他找來當時著名的速記員矢野由次郎，由他親自口述，令矢野將他的口述記錄下來，這就是後來的《福澤諭吉自傳》。此《福澤諭吉自傳》日文原名《福翁自傳》，是日本自傳文學中的經典之作。 這口述一個月分四次進行，一次大約四小時，每次原稿整理出來之後，福澤諭吉都親自潤筆校正，然後才進入下一節。口述時，福澤諭吉只拿著年表，憑著他的記憶敘述（後來日本學者發現，福澤諭吉在口述前事先準備了筆記）。福澤諭吉的記憶力甚佳，對於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事實敘述甚詳，而且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自傳》的內容大都相當正確。然而由於福澤諭吉口述時，已屆六十四歲（虛歲）高齡，因此難免在時間、人名、地名方面有些記憶錯誤，這些錯誤，譯者皆已參考日本學者的通說加以改正，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譯文不再一一指出錯誤所在。 《福澤諭吉自傳》起先刊登在《時事新報》，從一八九八年一月開始連載，至翌年二月十六日結束。單行本則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版。一九三四年由北星堂出版了英譯本，英美各報章雜誌皆佳評如潮。此英譯本於一九六０年出版新譯本。一九六六年，哥倫比亞大學也出版了英譯本，據云至今銷售仍然不惡。一九七一年，在德人琳玆希勒的主持下，由慶應義塾大學德國文學會的全體教授共同翻譯德文譯本。 我們從《福澤諭吉自傳》一書中，不但可以了解福澤諭吉的生平與心路歷程，更可以從具體的事實中管窺明治維新前後的社會動態。從某種方面說來，《福澤諭吉自傳》可以說是日本版的《西潮》，裡面詳細地描寫著東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但是由於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影響明治維新既大且深，所以其重要性當然遠遠超過《西潮》。即使以文學作品來看，本書的敘述手法甚為高明，而且福澤諭吉對自己的缺點也頗為坦白。雖然福澤諭吉並沒有剖析到他的靈魂深處，但是他敘述故事的口吻相當幽默風趣，獨創一格。 日本政府為了紀念福澤諭吉對日本的影響與貢獻，數年前，特別在紙鈔革新之際，將福澤諭吉的肖像印在萬圓大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