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日记》中拿破仑起自微细，乘法国革命，以战功显，数载而成帝业；当其盛时，欧洲大陆皇帝王公，无不俯首听命，其兵力所及，几遍全欧；方且以为欧洲褊小不足以回旋，惟亚洲可以建大业，其气概可谓雄矣。而其用意，则殊非甘于穷兵黩武者，不过以武力为前驱，而欲置世界于大同，其规模亦宏远矣。是以其功业之传于后世者，不专在乎武功，而尤在乎文治。欧洲诸邦之食其主义之报者，至今弗衰。是以近日有法国大文豪论拿破仑，谓历史有两位最伟大人物，前有耶稣，后有拿破仑；亦言之成理，非故作惊人之论也。第以拿破仑用兵二十年，灭人之国，毁人之家，各国之历史家为之撰纪传者亦多矣，而难免于溢美溢恶，此则毋足怪者。况历史家有言，事过五十年，乃可以作史；事过百年，乃始能有信史；此信史之所以难也，而拿破仑之信史则尤难。美国约翰斯顿（R.M.Johnston）乃译行拿破仑自撰之日记，其意固欲使读者各自运用其批判之力，以窥见及论断此位历史伟大人物也。昔哲学家陆宰有言，一位哲学家之成为某一宗某一派，则随其人之品格而定，诚哉是言！今此日记之所纪，有可信者，有不可尽信者，然而从其不可尽信者，亦未尝不可以窥见其当时之用心。顾读者之教育、环境、阅历、心理，不能尽同，亦终不无见仁见智之别，其论断以殊难于一致，惟其非得自展转之耳食，亦不是故作违心之论，则亦可以自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