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歐洲是因為在17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才點燃了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則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是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方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並且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及有效率的勞動力,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此外,有別於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所提出「地形地勢等天然條件會造成國與國間貧富差異」的論述,克拉克在本書中大膽提出全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本書質疑「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的觀念,論點精湛冷靜、邏輯推理嚴密,更大膽以截然不同的嶄新觀點探討全球經濟發展模式,重塑人類歷史與當今世界面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將本書譽為「經濟學領域的下一部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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