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是三國時魏末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與音樂家，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位「志在守樸，養素全身」的竹林名士、「遠邁不群」的曠世奇才，不幸於盛年便遇害，成為魏晉易代之際政治風浪下的犧牲品。嵇康因身處亂世，在「談玄」氛圍中養成了窮究事理的思維模式，強調道家的自然無為。他的文學創作以詩歌和散文為主，詩是他個人憤世嫉俗的寄託，而散文則論理明晰，文筆犀利。名篇如〈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皆頗堪玩味。本書正文依據魯迅所校十卷本《嵇康集》，除了參校別本，擇善而從外，並逐篇撰寫題解、分段加注、譯為白話，以幫助讀者初步看懂原著，進而領略其要義，欣賞其文采。

導讀(節錄)

今本《嵇康集》收載論文九篇，幾乎篇篇精彩，勝義紛呈，令人耳目一新。

〈養生論〉、〈答難養生論〉是嵇康的代表作之一。西元二五八年（甘露三年），嵇康受司馬氏逼迫，避地河東，有三年時間，浪跡於河東、汲郡之間的山林岩穴之中，與高士孫登、王烈為伍，學養生之術，「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晉書‧嵇康傳》）西元二六○年（曹髦甘露五年，曹奐景元元年），嵇康回到山陽，〈養生論〉當是此時的作品。「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養生包括養神和養形兩個方面。先論養神。「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寥寥數語，極通俗的比喻，就把抽象的精神的重要性寫得活靈活現。養神的要領是「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即修性安心，「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就是說要把愛憎、憂喜、哀樂等一切情緒從心地精神中驅除淨盡，保持一種極平和的精神境界。養形的要領是堅持長期服藥，反對「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所謂服藥，就是王烈所得「石髓」即尚未凝固的鐘乳，以及由鐘乳、赤石脂石英等組配成的「五石散」之類，據說有「上藥」一百二十種，「中藥」一百二十種，複雜得很，所以服食者「萬無一能成也」。其實，〈養生論〉的價值並不在嵇康所提倡的「養神」、「養形」之術本身，而在於他描繪出一派無汙染的、醇白獨著的精神文明境界：「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這幅理想的圖景，跟醜惡的異化的現實世界相對立，具有不朽的美學價值！

〈釋私論〉是辨「公私之理」，務求「釋私」的專論，很有些特別的見解。「釋」是去除、排除的意思，「私」則指隱匿真情、不肯公開、密而不宣。嵇康筆下的「公私之理」就是：一個志道存善的人，心裡想的卻無不隱匿，這就是有「私」；一個欲望並不善良的人，心裡想的卻無不明講，這就是有「公」。如此說來，嵇康就把「公私之理」與「是非之理」相分離，旨在促使「善以盡善，非以救非」（善者表露心識得以盡其善，非者表露心識得以救其非），公成而私敗。文章舉出許多歷史人物為例，說明只有言無苟諱，行無苟隱，體清神正，是非允當，才是賢人君子的優異品格。嵇康進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名教束縛而聽任自然之理）的命題。也就是說，人們應該排除以名教規定的是非為是非的心理，而追求自然、自由地生活。這兒說的「名教」，一般指的是儒家要指，出自周公、孔子《六經》之類，形成為禮法，約束、規範人們的行為。司馬氏集團正是打著名教禮法的旗號施行篡位活動的，造成嚴重的道德虛偽現象。嵇康響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即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虛偽的行為準則，而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自然的道德，坦蕩無私，光明正大。

〈難自然好學論〉可說是〈釋私論〉的姊妹篇。當時有個叫張叔遼的人，作〈自然好學論〉，認為《六經》好比太陽，「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人們學習《六經》，是自然之好也。這實際上就是「名教出于自然」（王弼）主張的翻版，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不同。〈難自然好學論〉指出：「《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途，故奔騖而不覺」，有似「自然」，其實是利益驅動，「積學明經，以代稼穡」，可謂一針見血！如果有一天，《六經》被當作「蕪穢」之物，「仁義」等變為臭腐死鼠，人人都會拋棄它們，則「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了。嵇康進一步指出：「《六經》以抑引（抑制牽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仁義務于理偽（仁義是用來約束人的行為），非養真（存養自然天性）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這就是說，《六經》、禮律、仁義、廉讓等等，都是人之自然真性的對立物，進一步闡明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理。